《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报告 本书作者——杜赞奇，是一位印度裔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所引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除《惯调》材料外，杜赞奇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材料和一些中文材料。这些中文材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从立足于农村的微观角度分析和阐释了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宏观课题。 本书旨在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在乡村社会中，权力更突出的体现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网络之中。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第二、四、五、六章分别从“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等不同角度来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建立自己的权威。而第三章主要探讨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第八章着重考察了国家政权深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地位、影响力这些因素与村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上看，全书采用总分和递进两种逻辑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如：在解释“文化网络”一词时，第一章为总述，而后几章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不同方面来阐述“文化网络”在华北乡村中的作用，即分述的方式来组织的。此为“总分”。而在各章节内部，则为递进。如：第七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则是把国家政权在华北乡村的不断深入的影响作为一个单向性的时间轴，而着力探讨基于此时间轴的乡村社区内聚力的递进式变化。此即为“递进”。 本书精炼的得出结论：在20世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当国家政权的职能及人民对政权的期望迅速增长，即其增长速度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之时，对政权的要求便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下面谈一谈我对几个名词的理解： 1、权力的文化网络： 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即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至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各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庙会、水会、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者与被庇护人，传教者和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祭祀体系是中国人在帝国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它是大众宗教中与人间统治机构相似的天界官僚机构的缩影。利用迷信中的等级体系，封建国家通过祭祀这一媒介将自己的权威延伸至乡村社会。“国家政权”是由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的集合体。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便体现在一系列的“合法化”程序上：掌握官衔与名誉的封赠，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如关帝）。对乡村大众来说，文化网络中的国家政权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体现出来的。 20世纪之后，国家政权逐渐放弃并破坏文化网络中的一些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建立新的渠道，以及这种“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正直之人“退位”，地痞恶棍充斥乡村政权，国家政权内卷化——承包人贪污中饱与高税收同步增长）。 如果将华北农村看成是一个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和自足的文化共同体的话，那么此共同体是建立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的共同影响的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直接作用于该共同体，它有自生的权力机构。该权力是建立于自然法的基础上的，而自然法的形成与共同体中自成体系的文化网络密不可分。所谓权力，无非是建立于文化网络上的自然权威的现实影响。此即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2、国家政权建设： 据字面意思，许多人倾向于把“国家政权建设”理解为“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但本书更侧重于把这个词的理解为国家政权控制力的增长，也可以说是国家政权的完全官僚化。在欧洲，国家政权的官僚化表现为封建领主制向官僚制的过渡，而在中国则更突出的表现在乡村政权的官僚化。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即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控制力，使之完全官僚化，进而能够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整个国家。此即为“国家政权建设”。 共产党在中国能获取政权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而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 我认为，国民党政权（及以前的晚清和北洋政权）之所以未能完成国家政权建设，恰恰是因为一直未能摆脱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试图利用之。而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正是在“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的。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共产党对一些权力文化网络中的社会组织如水会，庙会和其他一些迷信活动进行了彻底整改，但并没有引起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3、国家政权内卷化：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货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它是国家权力在扩张过程中的一种畸形发展，但通常也是无法避免的。一方面，国家政权得以延伸到农村这一新的领域；另一方面，随着这一延伸，行政机构的正规化和合理化也被严重削弱。更为广泛的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在国家政权真正延伸到乡村社会以前，保护型经纪会在某种情况下对于国家政权有一定的抵制作用。而在赢利型经纪出现之后，国家政权通过对赢利型经纪的直接控制得以延伸到这一新的领域。但是这一延伸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不得不忍受赢利型经纪从中攫取大量的经济利益。而这样充斥着土豪和劣绅的新的行政机构的正规化和合理化过程必然会被严重削弱。“白地摊款”的日渐合法化以及正式组织与“半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均体现了这一点。 本书的总体评价 1、优点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一个严密的论证体系，其论证过程、论证结构堪称经典！再者，作者对于资料的分析、鉴别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正如上文所说，《满铁》的资料并不可靠，杜赞奇采取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引材料进行了仔细核对，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其可靠性。作为本书的重点，杜赞奇对于文化现象的透彻分析也令人称道。 2、不足 作者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向农村基层社会扩张活动的细致剖析的同时，并没有针对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充当国家与社会中介的“经纪人”中饱私囊的问题作出解释，却归结于赢利型经纪人致国家公共利益于不顾。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一样，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民“因为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其次，关于如何杜绝赢利型经纪人在行为过程中的欺上瞒下，强取豪夺，竭泽而渔的贪污受贿的土豪劣绅行为的发生作者没有做出十分有力的解释。最后，作者更注重对于文化现象的阐释，而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就不够深入。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然条件对华北农村的影响则更少涉及，但是这些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596aac6dd88d0d233d46ad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