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之法——以《元白诗笺证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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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之法——以《元白诗笺证稿》为例 作者：徐金金 来源：《语文学刊》 2013年第10期 徐金金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 要] 文史互证是我国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存在的历史悠久，经陈寅恪的完善得以成熟。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文史互证方法的根源追溯，第二部分则是以《元白诗笺证稿》为例，从三个方面对陈寅恪文史互证的精妙之处予以论述。 [关键词] 陈寅恪；文史互证；元白诗笺证稿 中图分类号：1207.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610( 2013)10 -0013 -02 文史互证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是考证文学与历史的综合手段。在同一文本的注释中，将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相互进行印证，或借以考辨两种文体各自的正误，或借以说明诗歌的旨意和历史事实，这就是文史互证。其目的是为了阐释文学同史实的内在联系，以沟通文学和历史，在对文学做出正确解释的同时，对历史事实也进行了考证说明。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无法脱离现实政治而独立存在，这使得文史互证的方法早在文学产生之初便也随之产生。 一、文史互证的源泉 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正统体裁，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是对诗歌功能的一个介绍，其中“观”，是指诗歌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让人们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这说明诗歌是可以对历史进行真实地反映的，它是“以文证史”的有力证明。 孟子在《孟子·万章下》曾经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孟子“知人论世”的观点，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它是“以史证文”的最好阐释。 杜甫有“诗史”之称，他的诗歌记录下了安史之乱给唐王朝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也因此成为后人研究唐史的重要依据。对杜诗研究的最成功的要数清代学者钱谦益，他的《钱注杜诗》运用了文史互证的方法，将杜诗和唐史紧密结合，互相证明，不仅让我们体会到了诗歌的真实性，也将我们带回历史之中，对杜甫的诗歌有了更深的理解。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使得文史互证的方法得以初步确立，陈寅恪在他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完善和超越，使文史互证的方法得以成熟。 二、陈寅恪的文史互证之法 《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的重要著述，也是他文史互证运用的代表性作品。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对元白的作品进行分析，引例证实，处处体现着先生文史互证的精妙之处。 （一）对诗歌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陈寅恪对于元白诗歌之前的发展是不满意的，虽然元白诗歌是历代文人追逐的重点，但往往都是从单篇的角度去分析，这样的分析是不完整的。对于这种状况，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也曾说过：“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他认为对于古人的文章，必须从时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通过对文体，文人的横向比较，去纵向研究元白的文学作品。 陈寅恪从唐代的社会背景出发，对各文体进行相互比较，从而达到对某个文体的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们就拿他对于唐代文言小说的看法为例。他认为“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正是由于陈寅恪从当时社会的大背景的角度下出发，他才能够发现古文运动同文言小说之间所暗含的关系。陈寅恪甚至认为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他认为古文是最适合写小说的，而的，而该结论的得出，又是通过文体之间的对比。他从现有的“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文言小说出发，认为除张文成之外都非名士，而且所用之文体“骈文固已僵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这两种文体“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 陈寅恪对文人也进行相互比较，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便就新乐府将元稹与白居易进行了比较。陈寅恪说：“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从句律上看，元微之的作品多以七字为常，而白居易的作品则多采取“三三七”之体，究其原因，则是对当时民歌的一种改进，这既是对古文运动的扩充，又是对诗歌的一个发展。从主旨上看，陈寅恪说，“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元稹的新乐府题旨多一题多旨，繁复庞杂，而白居易则多为一题一旨，简单明了，高下之分，不言自明。 （二）对诗歌进行空间的研究 陈寅恪对于诗歌中的“时间”、“地点”的论述也是非常的重视。在元白诗的研究过程中，陈寅恪更是在比较中明确了中国诗歌与时、地、人三者及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就在于与历史之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指“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如唐诗三百首中有的诗短短二十余字耳”，但可以从时间、地点与人事三者，推测出其与历史发生的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陈寅恪对于“时间”“地点”这些空间概念的长篇分析。 就“地点”来说，我们举《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连昌官词》一例作为说明。元稹的《连昌宫词》有一句“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唐诗纪事本（卷二七）“玄武楼前花萼废。”全唐诗本“成”字下亦有“一作前”之注。陈寅恪便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疑义，并引两例加以论证。其一，《唐六典·七》云： 兴庆宫在皇城之东南，东距外郭城东垣（即今上龙潜旧宅也。开元初以为离宫，至十四年又取永嘉胜业坊之半以置朝。自大明宫东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潜通焉）。宫之南日通阳门，通阳之西日花萼楼（楼西即宁王第，故取诗人棠棣之义以名楼焉）。 其二，宋敏求《长安志·六大明宫》条（参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云： 北面一门日玄武门。（德宗造门楼，外设两廊，持兵宿卫，谓之北衙） 由此便可以推出，玄武楼在大明宫之北面，兴庆官在大明宫之东南，而花萼楼又在兴庆官之西南隅，因此花萼楼绝无在玄武楼前之理。仅仅一字，陈寅恪便作如此详细的介绍，可见他对“地点”准确性要求甚严。 同样，陈寅恪对于“时间”的要求也同样很高。比如在谈到太真入宫的时间问题时，清代都以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为最有根据，但陈寅恪依然在其中发现了有误的地方。 根据该文中的记录，武惠妃死于开元二十四年。《旧唐书·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传》也有着相同的记录：“（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但和其同书同卷的《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便为：“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不光如此，《旧唐书九·玄宗纪下》、《新唐书五·玄宗纪》、《唐会要三·皇后门略》等几乎全部史料都记录着惠妃死于开元二十五年。 此外，陈寅恪还根据《旧唐书》卷一百七对此观点做了进一步论证，书中有云：“（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常构异谋。……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如果惠妃死于开元二十四年，则与该文是不相符的。由此证明惠妃确实薨于开元二十五年。 （三）对诗文中的词语进行考订解说 陈寅恪作为国学大师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他对很多较难解释的词汇进行了考订分析，我在此以《读莺莺传》中“会真”二字为例，看陈先生对该词的解释。 陈寅恪从其词的源流说起，“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后至唐代，仙“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荡之女道士之代称”，还有甚者将其看作是妓女的代称。因此可知，“仙”在唐时已暗含女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被称为“会真”的原因了。 文史互证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期之后，陈寅恪使其得以完善。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同时又深爱着古典文学。“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理念体现了一代大师治学的严谨，加上丰富的知识储备，更使其在文史结合上游刃有余，最终使文史互证之法得以升华。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71e56fdbcd5b9f3f90f76c66137ee06eef94e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