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宋元编·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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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元代思想概述 第一节元代理学的延续 宋理宗之后，程朱理学确立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朱熹身后的诸多弟子，虽说在传播、推广和继承理学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发展和深化却未做出多少贡献，也再未出现过十分有影响的思想家。 理学在元代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元朝统治集团，在灭金和灭南宋的过程中，就开始了封建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吸取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思想文化。当然他们也同时把自己的传统传播到中原来，形成民族之间的思想交融。还在成吉思汗和蒙哥从欧洲回师东向，征战中原的时候，就网罗了以耶律楚材为首的亡金儒士大夫，如王楫、李藻、郭宝玉、李国昌、元好问、郝经、姚枢、杨惟中等人。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声教不通”，南方的理学，还没有传到北方，因此当时蒙古人所接触的儒学，也只是北方的经学章句。而忽必烈进兵南宋时，杨惟中、姚枢随军在湖北俘获理学老儒赵复，加以保护。自此，北方的儒士大夫姚枢、刘因、许衡、窦默、郝经等人，才得知有理学这样的思想体系。 赵复，字仁甫，湖北德安人，学者称江汉先生，为南宋“乡贡进士”，学朱熹之学。杨惟中听了赵复有关理学的论议，开始爱好其学，遂与姚枢商量建立了“太极书院”，请赵复在此讲授理学。他们还立了“周子祠”，祀奉理学始祖周敦颐，以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人配享。选取理学著述八千余种，作为教学书目。赵复还编著《传道图》，介绍了从伏羲、尧、舜经孔、颜、孟氏到周、程、张、朱的理学道统；又著《伊洛发挥》，标明理学宗旨；著《师友图》介绍了朱熹的门人；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赵复的上述活动，使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成为元代理学的源头。 但是赵复不愿出仕为官，不久便隐迹不出。时在北方传授理学，影响最大的成了间接受学于赵复的许衡。许衡(公元1209-1281年)字平仲，金朝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学者称鲁斋先生，著有《许文正公遗书》、《许鲁斋集》。姚枢弃官隐居苏门(今河南辉县)时，许衡跟随姚枢学习理学的思想学说，他“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始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元朝名臣事略》卷八之二）。而且他十分重视理学所强调的力行践履工夫。在元朝立国之初，他先后任京兆提学、国学祭酒、左丞等职，为元朝定官制、立朝仪，并以理学教习蒙古子弟，他还促使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由于他为理学在元代的“承流宣化”做出了贡献，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许衡除坚持朱子之学之外，还强调本心自悟，具有揉合朱、陆的倾向。 与许衡同时，在北方还有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刘因。刘因(公元1247-1293年)，一名骃，字梦吉，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以“静修”自号，遗著有《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元朝立国时，宰相不忽木因其学术声名闻于朝野，遂推荐他于朝廷，擢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在学宫督教近侍子弟。但不到一年，他借口母病辞归。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又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他以“素有羸疾”为由，谢辞不就。后来隐迹乡野，授徒以终。刘因初受经学章句之学，得赵复传程朱理学后，认为这才是圣人“精义”。他评价理学人物时说：“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元史》本传）他尤其喜爱邵雍的象数学及其“观物”思想。他提 出了“古无经史之分”的思想，认为：“《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述学》）。 许衡、刘因是元初北方的两个较有影响的理学家，吴澄则是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吴澄(公元l249-1333年)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其师祖饶鲁，是黄干的高足，朱熹的再传弟子。吴澄受学于饶鲁弟子程绍开，程绍开以“和会朱陆”为宗旨，对吴澄有很大影响。吴澄19岁时作《道统图》，以朱子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他突出的活动在于继承朱熹未竟的遗业，对五经进行校注，完成《五经纂言》，尤其是其中“三礼”（《仪礼》、大小戴《礼记》）的编纂。依据朱熹的端绪和规模，以《仪礼》为纲，把大小戴《礼记》核订异同，重新编纂，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完成朱熹的夙愿。吴澄在编次整理“三礼”的同时，还对其内容用探究“义理”的方法加以疏解，发挥其中“大义”，张大朱熹之说，摆脱了汉唐局限于文字训沽的经学方法，使“三礼”与《易》、《诗》、《书》、《春秋》四经一起，完成了由汉、 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到宋、元义理注疏的过程，这些工作“朱子门人不及也”。在思想上，他一面祖述程朱之学，一面又主张“发见良知”、“知行兼该”，亦具有“和会朱陆”的倾向。 “和会朱陆”是元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一部分恪守朱、陆学统的门徒外，不少朱学和陆学的人物，看到朱、陆一个“支离”，一个“简易”，各走极端的现象，主张打破门户，汇综朱陆之长。陆学方面的人物虽仍旧坚持反求自我的心本论，但也兼取朱学致知、笃实的“下学”工夫，使陆学不至于“谈空说妙”，流入禅门。而朱学方面的人物，虽坚持笃实的力行工夫，但也兼取陆学“简易”的直求本心的理论，以避免朱学的支离泛滥。明代王守仁的学说虽以陆学为宗，但也吸取了朱学的某些学说，特别是关于理欲之辩的理论，这正是他沿承元代朱陆合流趋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元代理学是宋、明之间的过渡环节。 第二节邓牧的社会思想 元代的思想界，除了理学家之外，还有一些非理学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学说与理学的宗旨格格不入，被视为“异端”，邓牧就是其代表人物。 邓牧(公元1247-1306年)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代表作为《伯牙琴》。 《伯牙琴》中的各篇，虽然时常有“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沦”，笼罩着老庄的出世主义色彩，但邓牧并非一个忘情于“世事人道”的人，隐居只是他在宋亡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消极反抗的手段。他在隐居时所写的作品也并非完全流连于“山水之乐”，其中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贯穿着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 邓牧曾模仿柳宗元的寓言写了《越人遇狗》和《楚佞鬼》两则杂文。在《越人遇狗》中，他把元朝统治集团暗射为“狗”，揭露了它贪婪残忍的性格。告诫人们不能与“狗”妥协，不能一时一刻放松对“狗”的警惕。在《楚佞鬼》一文中，他对元朝统治集团用暴力凌驾于汉民族之上，而汉人听命顺服，不敢反抗，某些无赖还为虎作伥，欺压百姓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他用“楚佞鬼”予以责斥。文中说，有个鬼从天降于楚地，对人们说，天帝命我治理这块土地，赐福于你们。众人“共命唯谨，祀之庙，旦旦荐血食，跪而进之”。那些“市井亡赖”们也纷纷依附于鬼，自身及其妻女都染上了鬼气，并“倚气势，骄齐民，凡不附鬼者，必谮使之祸”。百姓从此承受了沉重的灾难。这则寓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趋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 在《伯牙琴》中，邓牧对君主制度进行了抨击，对君主的封建社会法定的特权表示怀疑和强烈的不满。他还把君主作为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他认为君主也是平凡的人，人人都可以作君主，所以君主没有任何权力剥夺他人财产。他对酷吏对百姓的掠夺也进行了揭露。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邓牧设计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也有皇帝，但皇帝与百姓之间，没有森严的等级序列，而皇帝则是被人们选出来的，一旦有人成为皇帝，天下众望所归，他也无法推辞。皇帝都应具有这样的信念：“天下有求于我，我无求于天下”（《伯牙琴·君道》），把自己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天下百姓。这样的皇帝，大家都拥戴他，唯恐他走了以后无人接替。他设计的理想社会也有官吏，但是这些官吏只是被选出来协 助皇帝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层。这个社会既无盗贼，又无战争，百姓各有不同职业，自食其力，人人谦虚善良，他指出，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具体步骤，应“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伯牙琴·吏道》）。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da4ffdbb94ae45c3b3567ec102de2bd9705de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