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虫与蟋蟀：东西方异化典型比较 卡夫卡与蒲松龄，一西一东，相隔二百余年，时空间隔如此辽远，却因都擅长的“变形”，在心灵的空间逐渐靠近。卡夫卡凭一只人形变成的甲虫引起了多少人的深深思索，蒲松龄以一只人魂变成的蟋蟀引发多少人的层层感叹。 变形，换言之即“异化”，按马克思的观点，即“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异化后的甲虫与蟋蟀都失去了自身的自由和内心愿望表达的机会，以虫形人性承受着虫与人所遭受的双重磨难与险恶。然而，作为东西方异化的典型，甲虫和蟋蟀的异化方式，异化后的遭遇、异化的背景都是各不相同的。 首先，二者异化方式不同。在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是形化甲虫。变形后格里高尔的人形不复存在，甲虫即格里高尔。而蒲松龄却写到“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自言身化促织，今始苏耳”，为魂化蟋蟀，睡在成名家床上的是成名子的躯体，而灵魂却化为蟋蟀参与了一次次的征战。换言之，蟋蟀只能是一种不充分的异化，而甲虫的异化是充分的，彻底的。 其次，异化后的遭遇不同。格里高尔所变的甲虫境遇是每况愈下：从妹妹的同情、父母的忍受，到父亲的攻击，到母亲的冷遇，到妹妹的厌弃，最终又饿又病，悲惨死去。呈一悲剧告终。而成名子灵魂所变的蟋蟀却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福及全家。斗蟹壳青，斗鸡，斗败天下名蟋蟀，应节而舞，最终“成子复苏”，而成名“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以千计，裘马过世家”。骤成显贵富室。以一喜剧收场。 之所以有这些不同，追根溯源，是社会背景不同导致的。卡夫卡所处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因战争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黑暗的社会，痛苦的生活，冷酷的金钱关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另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因此，作品中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变态心理应运而生。格里高尔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父亲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拼命干活，从未享受过生活，甚至连觉都没有睡好过，以还债持家。应该说，他是个好职员、好儿子、好哥哥，善良忠厚又有责任感。但终究人的精神力量和体魄力量对抗不了强大的社会劳心压力：上司的欺凌、父亲沉重的债务、妹妹读书昂贵的费用，成年累月奔波毁瘠的身体，使格里高尔不得不变成了非人之物——甲虫。 蒲松龄则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帝王官僚穷奢极欲，层层盘剥，斗鸡斗虫，呼鹰走马，无所不为。同时又大举文字狱，严密禁锢人们的思想，自宋以后，出名的文字狱不下数十百起。同时，科举取仕的流弊极大地限制了有才学的文人进入统治阶层。蒲松龄正是出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家势已衰微的书香之家，欲求上而不能，转而下视人间种种辛苦恣睢。他所塑造的成名就是读书久不售，为人迂讷忠厚一长者。成名被“报充里正役”后，不仅薄产累尽，还因进贡蟋蟀之事 倍受鞭苔棒打，以致“惟思自尽”。好不容易弄到一只状极俊健的蟋蟀，又偏偏被儿子不小心弄死。此番惹祸的成名子想以死谢过未遂，那么要拯救父亲和家庭，他唯一能做的，或者说他最大最高的愿望就只能是变一只蟋蟀了，否则，成名一家的遭遇可想而知。强大的社會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迫使成名子魂游体外，变成了非人之物——蟋蟀。 形化甲虫，固然失去的自我的形体，然而仍有思想，格里高尔仍然可以理解、体谅、关爱自己的亲人。而魂化蟋蟀，惟能以蟋蟀自居，除了打斗、应节而舞供统治者娱乐消遣之外，成名子又哪里敢有一点儿自己的思想！可见，成名子魂化的蟋蟀不自由到了何等的地步，封建专制的思想禁锢残酷到了何种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虽无形体的充分异化，蟋蟀所代表的精神异化却是甲虫所不能比拟的。 甲虫和蟋蟀二者的结局虽一悲一喜，然而归根结底都是一悲。成名家“裘马过世家”的富贵日子，只能引发人更深层的思索，其反讽是极有力的。 当然，“异化”本来就是虚化，所以《变形记》与《促织》都非常注重虚幻与现实的结合，虚幻中有现实，现实里可见虚幻。那个轻捷善斗，短小赤黑，力叮鸡冠不释，又能应节而舞的小小蟋蟀，分明就是一灵黠聪慧的小孩童；而那只挨打就逃，害怕惊吓了母亲，时刻挂念家人，临死都为家人着想的甲虫，分明就是善良忠厚的格里高尔。人与虫，虚幻与真实没有明显的过渡，甚至消灭了界限，完全结合成了一个整体。于是，陌生感、孤独感油然而生。 因而，虽然《变形记》、《促织》二文还有着双线索、单线索、情节的曲折与叙述的平衡，重行动描写、重心理描写等区别，“变形”却反映了相同的本质：强大的社会政治精神压力下的人的全面扭曲，由人变成了非人。（且不论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封建专制下）。正是那无所不在的威权的恐怖性，那捉弄人的生命的“结”的滑稽性，那屠害同类的凶残性，让格里高尔、成名子不得不形化甲虫、魂化蟋蟀。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f63656bce22bcd126fff705cc17552706225e3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