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对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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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对话性 作者：安成蓉 张梅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2年第3期 安成蓉 张梅 （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重庆400053） 摘要：女性在文学领域的失语症并未终结，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建构女性话语，消除女性失语症。为此，我把叙事学与性别因素结合起来从对话性角度锲入女性文学。叙述主体之间的对话性通过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叙述语言等得以具体实现。因为篇幅的缘故，本文仅从叙事结构来建构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对话性。 关键词：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对话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3-0031-02 一、表层与深层的对话性形式——意识与潜意识 弗洛伊德学说问世后，很多作家自觉地运用其理论进行创作，成功地表现了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表现了潜意识对生活的支配，并以此来构架作品，使作品从语句到故事结构都具有对话性。女性文学则可运用意识与潜意识的对话，特别是在“以倾斜的方式讲真理”的模式中。这不仅可体现在意象的表层涵义和深层涵义的对话性，还可通过人物重合的方法来体现。按照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对《简·爱》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这两种类型的对话。她们认为书中“火”和“小孩”的意象都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象征着简的愤怒和疯狂。小说中多次在简感到愤怒的时候便出现“火”和“小孩”的意象。书中更主要的对话形式是伯莎和简两人的重合。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伯莎具有深刻的喻义。“疯狂”的伯莎是简一直秘密地藏在体内的怒火的化身。伯莎对罗切斯特的仇恨体现了简潜意识中对她所爱的罗切斯特的仇恨。简离开罗切斯特时，表面上是强忍悲痛，嘱咐自己痛下决心：“你要亲自把你的右眼挖出来，把你的右手砍去……”可是这句话却通过伯莎神奇地应验到罗切斯特身上。伯莎纵火后，站在房顶上，罗切斯特为搭救她，双目失明，一只手致残。吉尔伯特和古芭评论道：“简深藏着毁灭庄园的欲望——庄园是罗切斯特主宰、她被奴役的象征……简对罗切斯特的敌意通过曲折形式表现在她对自己的预言中……。”伯莎所做的一切，正是简在无意识中想做的事，所以伯莎好像是简的代理人，执行着简的意志，为她泄出怒火。这就是人物重合法（影子法）：并列地安置“两个人物，一个代表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或者因循习俗的人，另一个则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拘束甚至罪犯型的自我的形象化、人格化”。两者形成意识与潜意识对话的奇妙效果。 二、双声性内结构 双声性内结构是指他人话语进入结构。这里所说的他人话语。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具体的某句话．而是结构层面上的他人话语：体裁样式、文体形式、话语风格、情节构架、思维方式等。女性文学中的他人话语结构方式就是指代表男性价值立场的作品的体裁样式、情节构架、思维方式等。双声性内结构，董小英按巴赫金对双声性话语的分类，把它分为结构上的仿格体、结构上的讽拟体、结构上的暗辩体。因为“结构上的仿格体是母题、情节系相同、命题基本相同的作品，属于同一类型、同一叙述方式的作品，它们由于命题相似而对话性不明显”，所以，我们只取对话性强的结构上的讽拟体、结构上的暗辩体来分析、运用。 结构上的讽拟体是母题、情节系相同，但命题不同，甚至针锋相对。具体地说，它是重复他人话语结构方式，但通过使其序列或故事的结局成为悲剧或造成喜剧效果，揭示人物序列中自相矛盾，违反常理的滑稽，而表达自己的命题。这种反模式的模式貌似模仿，骨子里却是讽刺、否定，构成了鲜明的对话性。 由于这种结构上的讽拟体造成的从内涵到模式的鲜明的对话性，女性小说可以用此对话性内结构对传统的长期歧视女性的男性文学模式进行叛离与颠覆。埃里卡·乔治的《飞的恐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面上模仿色情文学，实则是否定这种模式及其包含的对女性的侮辱内容，并表现了自己反阳物中心论的女性主义思想。同样，我们可以用此结构来颠覆我们传统的才子佳人程式。它在现代爱情故事中仍泛滥不已。这种男为“色”倾，女为“才”倒的爱情程式是女性形象“自我”的空洞化。我们可通过改变行为主体或行为对象、或情节的构架、故事的结局等手段，在重复才子佳人程式这种他人话语结构方式的同时以达到对它的颠覆和解构，并表达自己与它不同的命题。如张欣的《爱又如何》就是通过对行为主体和情节构架的改变，在重复才子佳人程式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命题，并解构和颠覆了这种使女性自我空洞化的爱情程式。 如果说结构上的讽拟体是通过否定性的模仿来达到讽刺的目的，那么结构上的暗辩体则是不拘泥于他人话语结构方式，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人物对生活所作的选择来表现自己的命题、观点。结构上的讽拟体的他人话语结构方式出现在文本前台，参与文本构架，而结构上的暗辩体的他人话语则不在文本前台，仅是作为文本的暗中背景在影响文本。作者可以是有意或无意地使用此结构，但无论怎样都得靠读者的阅读来体现。 三、复调性内结构 因这种复调性内结构是以命题为中心的，所以又叫命题场。具体地说，是指文本中的不同故事、不同序列，它们之间的联系并非因果性的关系，而是在命题下的聚合关系。即依靠作品的结构使每一个人物的故事成为不同的声音，构成互为对立、互为补足的复调形式。“命题场是现代小说结构内化的组织形式，它是使作品散而不乱的磁力，就像在磁场中的铁屑一样，看着她们是互不相关的个体，实际上它们受着看不见的内聚力——磁力的吸引，整齐地排列着，它是准确表意的叙述核心，它会像外结构形式一样，有许多样式和变体。” 它有着几种常见的模式。本论文中论及两种对话性明显的模式。第一种是几个人物对生活中的某一课题的判断不同，所做的选择不同，从而造成人物的命运也不同。《傲慢与偏见》是命题场结构的第一部作品。书中班纳特五姐妹的故事是分头去讲的。五姐妹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不同，作的选择也不同，成为各个不同的声音。女性小说中，这又可具体表现为“并联式”和“串联式”两类。所谓“并联式”，就是这些对某一课题（爱情、婚姻、女性主体性等）做出不同判断从而造成命运不同的人物是处在同一时代阶段的。陈染的《无处告别》中缪一、黛二、和麦三三个好朋友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同判断、不同选择造成了不同的命运。 “串联式”就是指人物处在不同时代、不同辈分上的存在，简单地说是“母亲谱系”式的。几代人由于对生活特别是爱情婚姻的判断不同，选择不同，反映了不同时代观念的变化。这种作品外结构可强可弱，但内结构已是清晰可见的了。安·华尔纳的《新旧女性》就是“串联式”的命题结构。里德夫人逆来顺受地随了婚姻给她带来的一切：自私的男人、繁重的家务、奴隶似的地位等，并要女儿继续她奴隶般的生活。而女儿埃米莉却沉着、勇敢地选择了与母亲不同的人生，拒绝了没有一点温情而仅是合伙关系的婚姻。 还有一种命题场，是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形成不同的声音，但统一于最终文旨，从视角看是多重视角，但从结构上看是命题场结构。这种命题场结构很适合女性文学。在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和观察中，可体现男性价值立场和女性价值立场的不同。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男叙述者（也是主人公）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女叙述者（也是主人公）则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地、刻苦地追求自己的事业，最后，不惜放弃婚姻。全文主要就是围绕着女主人公是否应要强，应追求事业为中心而从男、女叙述者（主人公）的角度进行对话式展开的。 女性小说文本叙事结构的对话性是女性文学与叙事话语的契合；既注重文本的政治倾向性，又注意文本的虚构性；有利于我们揭示、抵制男权话语对女性文本的误读、歪曲、消解。它的直接目的是消除女性失语症，建构女性话语。它的最终目的是关照现实，改造现存的社会。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3d171806629647d27284b73f242336c1eb930b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