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赏析精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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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叔叔于勒》赏析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依据艺术哲学所学知识,讨论作品《我的叔叔于勒》的艺术价值。本文将主要探讨《我的叔叔于勒》中对人性的关注和小资产阶级沦丧的悲剧感。 【关键字】人性 小资产阶级的沦丧

正文



《我的叔叔于勒》最早发表于188387日法国的《高卢人日报》上,是“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力作之一,历经百年而不衰。 文章中,作者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表面轻松而内里沉重的格调,表现出对健康人性的强烈关注、对现代人生的深切反思,对小资没落的遗憾和深深挽留,有着鲜明而真实的时代印记。

一、对艺术作品永恒命题之一 ——人性的关注。

真正的文学永远诉诸人性,人对自我的、对生命的感受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转变的。

这篇小说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亲情冷漠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生活的残酷性和戏剧性。小职员发财梦的破灭,于勒的荣华富贵只是过眼烟云,作者对在变幻莫测生活捉弄下的小人物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展露了一个更真实的生活,一个更广阔的人性和对年轻人的忠告。

《我的叔叔于勒》展示的正是对当代人性的探讨、自私人性的关注。人性的自私并不意味着它是单纯的善,或是单纯的恶。曹禺在《雷雨》中也曾借鲁侍萍之口讲到:“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容易变了。1 在菲利普夫妇的眼里,“我”的叔叔于勒由“全家的恐怖”“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只是因为于勒在美洲发了财,“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而且准备回到故乡,和哥哥一家“一起快活地过日子”。正因为此美好的梦幻,一个承诺,菲利普一家“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的二姐也因这一“福音”订了婚。一切似乎都有了希望,菲利普夫妇梦想的上层社会似乎就在面前。但正如王杰所说:艺术不是一面平整的镜子,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万花筒。人们需要艺术不是从平整的镜面中直观现实的表象,而是通过审美变形的折射来看到现实生活中直观看不到的东西,人们之间的现实生活关系。”莫泊桑正是通过轮船上的偶遇这一艺术变形,进一步展示了菲利普夫妇人性的自私和易变。在一家人都满欢希望时,船上的邂逅揭开了一出悲剧,早已归国的于勒、一度阔绰的富商竟成了衣服褴褛的小贩。由此,他们对于勒的看法和态度又发生了突变: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又重新变成了“贼”“流氓”。菲利普夫妇不仅当时不认同胞骨肉,而且返回时改乘船只,“以免再遇见他”。在金钱的社会里,亲情的冷落,人的异化,美好的人性在大面积陷落,取而代之的是虚荣、自私、丑陋的人性的张扬。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武断的说,菲利普夫妇的人性就是坏的、恶的,莫泊桑让我们感到的也是社会的苍凉对人性的打压。根本来说,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人其本质是自私的。人性的异化必然导致人的性格的扭曲。父亲菲利普,是一个勤恳工作、奉公守法的人;于勒行为不正、挥霍钱财,他按照当时当地的习惯,把于勒打发到遥远的美洲,本意也是为了让于勒吃点苦而重新做人,动机还是纯正的。当于勒写信来,说他在外面做买卖赚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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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选自《曹禺选集》,曹禺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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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愿意赔偿哥哥的损失时,菲利普被深深的感动了。我谨以为这感动是真实的、真诚的,因为菲利普同于勒毕竟是亲兄弟,他对弟弟的转变是打心眼里高兴的,他依然不失为一个宽厚而有责任心的兄长。因此,他一面希望弟弟能结束流浪生涯而与家人团聚。但轮船上的突然相遇彻底粉碎了它的美好幻想。于勒不仅没有赚到钱,而且已沦为一个乞丐似的买牡蛎的水手了。这就意味着,如果于勒回了家,不仅改变不了自己的家境,而且还会成为自己的拖累、负担,使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惨淡。这对于一心向往上流社会的菲利普夫妻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于是就在这一瞬间,善良而宽厚的菲利普夫妻一下子变得狠心冷酷了,他躲避了同弟弟的相见,拒绝了弟弟的回家,我们与其说这是菲利普性格的扭曲,不若说这是现实环境对人的改变。菲利普的妻子克拉丽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她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维持着一个贫穷的家庭。由于贫穷,她显得很小气,甚至吝啬,但表面上又要装大方,显出一种小市民的虚荣和精明来。她对于勒,显然不像丈夫那样宽厚,当她证实了卖牡蛎的人就是于勒时,一边发火咒骂,一边调动全家人撤离现场,远远地躲开了于勒。金钱社会使她丧失了一个女人应有的温柔、善良、纯朴,但她不这样自私和精明,又怎能维持一个贫穷的家庭呢?这又能愿谁呢?恐怕就得问一问当时的社会了。如果说,菲利普夫妇美好的人性逐渐丧失,这恐怕也是生活的所迫,展露的更是生活的艰辛和无奈。

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美好的人性,也许只能从混沌未开的童心中才能发现。只有年龄尚小的“我”若瑟夫·达夫朗,还保持着善良纯朴的天性,他按照父母的命令,把钱付给于勒,并且多加了10个铜子的小费,看着满脸沧桑的于勒,心理默念着“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于勒。在“我”的身上,寄予了作者的感情和希望。“今后您还回看见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若瑟夫·达夫朗最终仍然保持了美好的人性。说明了作者处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里,看到的是虚伪自私、贪婪狡诈,而这篇作品中的“我”,却富有正义感和怜悯心,这是作者的用心,也是作者没有完全失望的表现。而作者何尝不是,正是因其保存着那热爱生活的童心,才能创造出一步步伟大的作品。有人说,艺术家们体现着社会的良心,恐怕并不为过。

二、悲剧意识——小资产阶级的缅怀哀悼

悲剧具有最高的审美价值。许多真正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都是以悲剧结尾。莫泊桑的着眼点就在于人物心中的梦想渴求及其可笑又可悲的遭遇上,展示了一个比平常生活更真实的生活。莫泊桑自觉不自觉的展示了这样一种状况,这样一幕淡淡的悲剧——小资的沦丧。

正如王老师所述:“小资(小资产阶级)是欧洲的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小资带着独立的手工业人的回忆,有一种对古典自由劳动的缅怀,对工业化的仇视,对现代文明生产同一的抽象人的不满,所谓小资情调应该是具有一种古典情调,充满对古典的缅怀,对于现实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对真正的个性的向往。如果确实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小资情调,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积极的肯定。2可见,王老师对缅怀“古典自由劳动”小资持的也是一种较为肯定的态度。《我的叔叔于勒》中,莫泊桑对小资产阶级的破产持的也是悲痛的心情,他对剧中人物也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

菲利普夫妇包括于勒在内,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来看应隶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这种小资产阶级阶层颇具特色,他们的父辈生活状况大约要好得多,正是由于他们曾经有过好日子,而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极度不稳定,所以他们才有一种危机感,才更迫切地希望重新过上的日子。而当时的法国,19世纪80年代,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处于一种被分化的状态。他们有可能爬上去,爬到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也有可能进一步跌落,跌落到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行列中。于勒的那封代表金钱财富的来信,似乎表明于勒很快就要爬到资产阶级圈里了;然而无情的是,于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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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与白领——访哲学系王德峰副教授》 复旦人周报 200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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