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隽永董玄宰,各领风骚三百年 打开文本图片集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上海松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是明代后期杰出的书画家、书画理论家。他的著述《画禅室随笔》是明清书画史上“南北宗论”的重要理论支撑。书法以草书、行书著称。 董其昌学习书法的道路,“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兼收并蓄、遍学百家的人,而且自我标许甚高。 董其昌精通禅理,融禅入书,形成了清新淡远、空灵隽永的书法风格。《青少年书法》杂志本期彩页刊登的这件《杜甫诗歌行书卷》,就是很好地表现了董其昌书法特色的作品。 《杜甫诗歌行书卷》,行书,绢本。横301厘米,高31厘米。书杜甫七律四首。第一首《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写得端庄规矩;第二首《紫宸殿退朝口号》,开始渐入佳境;第三首《和贾舍人早朝》、第四首《至日遣兴奉寄两院故人》挥洒自如,进入高潮;款识部分收束自然,余音袅绕。 董其昌说:“作书之法,在能放纵,又能攒捉。每一字中,失此两窍,便如昼夜独行,全是魔道矣。”董其昌的用笔,恪守的是晋唐法则,中锋为主,辅以侧锋。传续的是“二王”笔法,清丽,中和,善于收放处理。于第一首诗歌中,其用笔多攒捉,于第二、三、四首诗歌中,则既能放纵又能攒捉,可谓心手双畅,收放自如。“二王”笔法,传至颜平原,是一大革命。而至于宋人米芾,再至于元人赵孟兆页 ,则是一大回归。董其昌的用笔,很大程度得力于米芾。他的撇捺钩折,与米芾极其相似。 董其昌此作,在字法上并没有太多突破。几乎仍然遵循着传统意义上的流畅书写、常见字形处理,偶尔作一,如第一首中的“步”,第二首中的“号”,第三首中的“人”“声”,第四首中的“麟”等字的夸张放纵。即便是这样的处理,也不是董其昌的创举,在张芝、“二王”、张旭、怀素、颜真卿的行草书中,都可以见到这种放纵笔画的出现。他的字态,以米芾的欹侧字法为规范,而大小不计,一任自然书写,全无安排的痕迹。 董其昌书法的墨色变化,是一大亮点。他擅长使用淡墨、润墨。他说:“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肥,肥则大恶道矣。”浓淡相间,枯润对比,干净利落,反差强烈。由于淡墨使用恰到好处,形成了他自己清新淡远、空寂隽永的书法风格。这种风格,最为清人王文治所欣赏。王文治在《论书绝句》赞美董其昌:“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代表了喜欢董其昌淡墨书法者的心声。 董其昌此作在章法上的处理,应该是为晚明书法的章法革新树立了一个榜样。一方面是列与列的空间距离,比起以往的书法家的处理都要宽博,这种处理为后来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人的宽距离行距处理提供了参照。一方面是列的安排具有了向左下方倾斜的安排,打破了晋唐书法列的整齐划一的布局,呈现出了列的摆荡的端倪。这种思路,给予后来者王铎的启示应该是很大的。 因为墨色的淡远,行距的疏离,禅意的熔铸,强化了董其昌书法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而这种风格在清代初期由于康熙皇帝的偏爱,形成当时士人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的局面,董其昌书风风靡清初书坛,形成清初的书法风尚,这怕是董其昌未必预料得到的。 至于清代后期,因碑学的兴起,董氏一路流美的书风受到抨击,那是又一个时代的审美的需要而已。清代碑学大师康有为不喜欢董其昌的妍美、软媚,他说:“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f7144e76e85ec3a87c24028915f804d2a16877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