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爱情诗与李商隐爱情诗的相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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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爱情诗与李商隐爱情诗的相异性 《·国风》爱之浑朴自然、天真无邪，情诗之包孕丰盈、忧愤深广，两者间千有余年的时间跨度，必然会在形式和表达 。 各方面上有所差异：一为民间原始之风谣，一为文人学士雅致之抒情，方方面面，定然有别。钱钟书先生论中国情诗传统，谓从古体到近体，从律诗到词曲，说的正是如此。 (一)“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与“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 ——《诗经·国风》爱情诗中女性的勇敢直白与李商隐爱情诗中女性的纤弱含蓄 《诗经》中的女子，总是有着一种天性般的勇敢、坚强与忠贞，让人读来又是怜惜，又是敬畏。“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等。她们，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宣告着女性的尊严，宣告着无论日后的封建男权社会势力是多么的强大，至少这些女子在最原始单纯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惊。”(《周官》)时代就开始敢于说“不”，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这种思想是独立的，也是最纯粹的。 风诗中的爱情诗与李商隐爱情诗相比，一个是产生于奴隶社会中后期，这时候封建的道德礼教尚未成形，地方文化自由发展，感情多为自由奔放;一个是产生于晚唐时代，是中国封建制逐渐完善并且相对鼎盛的时期，义山又属于士大夫阶层，所以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多少会有所约束和收敛。正如闻一多先生在其《诗经讲义》中所说：“诗经的爱情诗都非常坦率，简直是粗野。在态度性质上说，是最冲动的爱情诗，是较初期的。与宋词表现方法相去太远了。我们今天不会如是表情。” (二)“乐郊乐郊，谁之永号”与“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抒写爱情诗的艺术表现手法由单一走向丰富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风诗的创作大约是在奴隶制社会的后期，在那个时代的表达都是很直白的，因为他们的创作群体是无意识的非诗人群体，所以他们的气质是很质朴和单一的，基本上没有复合型可言。但李商隐却不一样，他是一种复合型气质的诗人——在不同的时期下呈现出不同的个性气质，抑或在同一时期也存在着矛盾个性气质的共同体。“才性异区，文体繁诡”(《文心雕龙·才性》)导致了《·国风》的爱情诗和李商隐爱情在艺术手法上、创作意象的选择上以及语言使用的规范性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由原始民歌的单一质朴走向文人士大夫的丰富绚丽 风诗的创作群体在抒写诗歌的时候，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其创作的艺术手法是相对单一的，基本上就是“赋比兴”的写实手法，另外还有一些词句和章法的反复和重叠，如“静女其姝”、“静女其娈”(《邶风·静女》)又如“东方之日兮”、“东方之月兮”。(《齐风·东方之日》)由此我们看出，风诗的创作的艺术手法比较单一，具有民歌的写诗特点。 “社会力量变成政治力量，造成唐诗之发达：‘好诗多在盛唐，诗之内容与形式至唐至备，宋诗亦备于唐”。李商隐抒写的爱情诗的独特魅力就在于他纤细而绵邈的内心世界。以心造境，以境写心，形象总是大于思维，李商隐诗也就以此展开丰厚而又含蓄的意蕴，既旨趣难求，是很少有诗人可以出其右的，所谓“义山一生，善作情语”。这一方面是他略事取情，混合人生各个阶段、各种情境下的多重感受，诗作缘起本就模糊，诗之作意自然也就难以明晰。义山诗意常常歧见纷出，不少便与此有关。 另一方面就是诗人内心的复杂苦闷、矛盾困扰直接影响了诗意的明晓畅达。《燕台诗》、《碧城三首》、《锦瑟》、《无题》等诗歌无不表现出这种写作方式。以心造境，心绪之纷繁连作诗人自身也难以理清，则又何来明朗直白的诗境。不过，文似看山喜不平，诗更是如此，曲径通幽只会使它愈发魅力无穷。在这一方面，风诗的诗歌话语的艺术技巧的表现则显得稚嫩许多。最常见的是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常常是围绕同一结构繁复咏唱，如《芣苢》、《关雎》、《蒹葭》等，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第二，诗歌中运用的意象内涵由写实走向丰实 《诗经·风诗》中的爱情诗虽然也常常运用自然景物作为抒写对象，如风雨“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茹藘“东门之墠，茹藘在阪。”、萚“萚兮萚兮，风其漂女。”、荇菜“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等等，但风诗的创作者们很少在这些自然景物中寄予自己的感情，而多是出于写实的需要，它们具有一些偶然性、随意性。 而在李商隐笔下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敏感而纤弱的个性，是他个性的.主要基调。这就使李商隐诗歌选材，大多亦为纤弱细小之物，如其咏物诗所习咏的蝶、蚕、莺、柳、泪、细雨等，即多具纤柔之特征，那些“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的牡丹花冠泣泪好似鲛人，粒粒成珠，此事源于“鲛人临去，从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满盘，以与主人”[4]的典故。他关注莺、柳等纤柔之物，而且写的还多是寒蝉、流莺、秋柳、残阳，特别注意外物悲凉和伤感的一面;他关注青春寂寞的女冠，声色事人的歌女，感情也大都倾注在她们悲剧性的身世命运上。所有这些都是诗人孤寂飘零的身世之感与眼前之物、之人感应激发的结果。“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而以人观我，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此秋柳残阳、薄命红颜，都特别容易引发诗人的心灵感应。 综上所述，由于爱情是千古不变的主题，诗歌又是文学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综观《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与李商隐笔下的爱情诗，正是因为在表达爱情本质上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两者虽然相隔千年之久，却在内容分类和思想情感方面有着许多异代感应;同时由于受到时代、创作者本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应该看到两者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差异性以及情感表达的相异之处，并将其放在诗歌发展的长河之中进行有意识的对比研究，从而更深刻的体会两者爱情诗的魅力所在。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9c391be8c9951e79b89680203d8ce2f016665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