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日上午，有幸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社会计算”启动暨研讨会。来自北大、香港城大、哈工大的三位教授和本人分别做了报告，我的题目是：“计算思维、计算文化、计算社会：关于社会计算基础的讨论。”在我的报告之前，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祝建华教授的报告：“社会化计算的扩散与普及。”祝教授的报告中，认为社会计算的含义不清，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化计算。祝教授的报告十分出色，给我许多启发，但我无法同意社会计算是社会化计算的说法。在开始自己的报告之前，我对此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看法，现转述如下，供大家进一步讨论并批评指正。 首先，我感觉这与我开始社会计算研究的最初动机相反。我提“社会计算”，其实就是“计算社会科学”，追求的是“计算化的社会”，而不是“社会化的计算”。我认为，“社会化的计算”是把计算作为现有社会科学研究之工具的“倒退”之举，最终可能是社会科学现状的维持，而“计算化的社会”是把社会作为目前计算科学升华之平台的“前进”之举，目标是引发社会科学的变革，使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现实走向“人工”，开发Cyberspace、人工社会、平行世界、最终从工业时代走向“智业”或“知业”时代。 就我个人而言，社会计算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经验上是源于自己从事开源情报及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在情报和安全工作中注入新的科学的内容及方法；在思想上是源于波尔普“开放社会”和金观涛“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影响，希望能以可计算的方式研究各种社会假说，进而对其理论的后果有一个量化且可比较的认识。 为什么要提倡社会计算研究？ 以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作为例子。工业时代中的各种“人造过程”，如现代工厂里的各种物理化学反应过程，其实在农业时代里都存在，但却是自然的过程，其强度、速度或规范一般都小，一旦大了就是“自然灾害”了。“人造”自然过程的强度、速度和规模要求我们必须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进行管理，因此过程控制系统PCS、集散控制系统DCS和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等等，都成了工业时代必不可少的。因为再按过去农业时代的方式进行管理，就会产生“人造”自然过程的爆炸、起火、污染和资源的浪费，而新的工业化管理的基础就是现代物理学和其它现代科学。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从工业时代向智业或知业时代过渡。由于因特网、社会媒体、特别是微博等的出现，促生了许多“人工过程”，如人肉搜索、团购、“秒杀”等社会过程。其实这些社会现象过去都有，但在无网的时代这些过程的速度、强度和规模一般都很小，一旦大了就是“社会动乱”了。不久，未来的“人工”社会过程之强度、速度和规模将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化的社会管理方式进行治理社会，所以未来的社会过程控制系统（SPC）、集散社会管理系统（DSM）和社会资源规划系统（SRC）等等，也将变得必不可少。因为再按过去的方式管理社会，就会产生“人工”社会过程的“爆炸”，“起火”，“污染”和资源的“浪费”。而实现科学化的社会管理，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可持续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社会科学真正的“现代化”，从定性走向定量，从离线走向在线，从时滞走向实时，其核心就是社会计算方法或计算社会科学。一句话，社会系统本身已光速化量子化了，社会科学也必须像百年前发生的物理科学革命那样，实现“量子化”、“光速化”、计算化。 所以，我们要研究并普及社会计算。 过去三十年，我个人的研究主要是自动化和计算机的结合。回国后，研究的核心就是基于ACP的平行系统方法。在自动化方面，以平行控制和平行管理为主；在计算机方面，首先是社会计算，其次是计算思维；一是关于研究与应用，是百年前“赛先生”的今日之影；一是关于教育与普及，是百年前“德先生”的今日之影。 有趣的是，社会计算一词是新在中文，旧在英文；而计算思维一词是旧在中文，新在英文。碰巧的是，从可以查到的文献上看，这两个词都是本人引入到国内计算机研究领域的（欢迎提供反例） 自己社会计算的观念源于九十年代短暂的Day Trader经历和语言动力学与开源情报及安全问题的研究，成形于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起名时曾在“计算社会学”和“社会计算”之间犹豫。最初曾叫“计算社会学”(见文【1】),是因为我曾在浙大学习研究过计算力学，但担心把社会学放在名称里，会使从事计算机研究的科研人员有所顾忌，影响其发展，因此才决定采用“社会计算”一词。相关文献，可见【2-12 但是，当我与学生一起上网查询时，发现尽管中文里当时还没有“社会计算”一词，但英文“Social Computing”一词，有人早在1994年就用过了。这一度使我十分沮丧，曾想回到“计算社会学”一词。但找来原文一查，发现文中虽用了“Social Computing”一词，但一开头就解释其“Social Computing”就是“Social Software”，即社会软件之意，如电子邮件、CSCW等等，可见【13】，并不是我们所指的“社会计算”，即广义而言的“面向社会科学的计算理论和方法”，狭义而言的“面向社会活动、社会过程、社会组织及其作用和效应的计算理论和方法”。这一发现，使我释然，最后决定还是以“社会计算”命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2006年，借成立ACM北京分会和情报安全信息学国际团队评审的机会，我们在北京组织了第一次关于社会计算的研讨会，即“ACM Workshop on Societal Security and Computing”，同时申请香山会议，即后来的2007年第299届香山会议“社会计算的基础理论和应用”，之后在国内外，我们团队首先于2008年举办了IEEE Social Computing Workshop（SoCo）和中国科协学术沙龙“社会计算——社会能计算吗？”，后于2009年由来实验室寻求合作的Justin Zhan博士推动启动了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和中国首届社会计算会议。此外，我们团队还于2006年和2007年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与《IEEE 智能系统》组织了中外最初的新意义下的社会计算专刊。 在美国，除社会软件的Social Computing研讨会，第一次真正意义下的相关会议是2007年底哈佛大学举行的“计算社会科学”研讨会。我曾被邀参加哈佛的研讨，可惜因为当年10月刚去波士顿参加IEEE TAB会议并顺访了哈佛，无力12月再回去，故与此次会议失之交臂。2008年，美国空军资助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了“社会计算、行为建模和预测”研讨会，同年还有海军资助的“社会计算与文化建模”研讨会。2009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哈佛研讨会的总结，大大地促进了计算社会学或社会计算的研究。同年，应美国海军全球研究办公室之邀，我去泰国在第二届国际"社会计算与文化建模"研讨会上做了关于人肉搜索及网民社会运动群体（CeSMO)的主题报告【14-16】。现在，社会计算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研究热点。 过去，总有人问我什么是社会计算；现在，很少有人再问我何为社会计算了；尽管至今我更无法十分明确地说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一个发展十分迅猛的领域。 不管怎样，由文献而言，社会计算一词新在中文，旧在英文，新意义下真正明确的研究源于中国（欢迎提供反例）。 计算思维的情况恰恰相反。在翻译周以真的“Computational Thinking”之前【16，17】，我也到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中国早有人用过计算思维一词，但多是文学或者文化性的提法，科学方法意义下的“计算思维”当数黄崇福1992年在其博士论文【18】中的定义：“计算思维就是思维过程或功能的计算模拟方法论，其研究的目的是提供适当的方法，使人们能借助现代和将来的计算机。逐步达到人工智能的较高目标。”显然，这是人工智能或认识科学的提法，与周以真对“计算思维”的定义是不同的，故“中文先之，英文新之”，但应以英文的“计算思维”为主。 目前，国内以陈国良院士为首的团队正在大力推广计算思维的教学与普及，呈现可喜的发展势头。这使我感到十分鼓舞。因为没有计算思维的普及，就不会有社会计算的社会应用基础。 以上是关于“社会计算”和“计算思维”一点认识和回顾，感谢参与《中国人民大学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eb18004eefdc8d376ee32c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