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著名的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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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著名的散文家，与周作人一样都是开现代散文闲话风派的宗师。作为“中间人物”的林语堂始终被当时的主流所排除，他既不是左翼文学的成员，亦没有加入《现代评论》杂志社。然而，林语堂的创作一直追随着周氏兄弟并且依旧保持着自己独有的风格与艺术魅力。林语堂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创作，仔细探寻基散文，我们不难发现林语堂的小品文有着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对国民性的揭露，浓厚的人文气息似的文化自救。 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 林语堂接过30年代前期写幽默小品文与闲适小品文的旗帜，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纵观林语堂的散文，无不流露出或淡或浓，或清晰或朦胧的幽默诙谐。然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并不等同于讽刺。在他看来，“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后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1）他所追求的是对现实作冷静超远的参透，是除去讽刺的心灵启悟，不同于当时左翼作家所主张的战斗批判现实的文风。这一追求，林语堂是通过创作幽默诙谐的小品文来实现的。林语堂的幽默不是普通人眼中的那种幽默即调侃似的幽默，而是笑过之后又令人值得回味与深思的。从林语堂创作的作品来看，他的幽默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讽刺性的；另一种是宽容性的或从容不迫的达观式的。不管哪一种幽默，林语堂都是通过化严肃为冲淡平和来完成的。《冀园被偷记》与《论孔子的幽默》是上述两种幽默形式的表现。《冀园被偷记》属于前者，林语堂以平常说笑话式的语调叙述了暴发户大不拉司打着“体面”“修养”的旗帜如何一步一步地由剀窥到侵占的过程。这种“正话反说”的手法，无不给人以幽默感，似乎冠以暴发户正当的称号。这只是一种幽默吗？这只是一则笑话吗？其实不然，林语堂借此讽刺了大不拉司贪婪，不要脸的行径，揭露其“伪君子”的面目。而在《论孔子的幽默》一文中，林语堂则采取了另一种手法“化伟大为平凡”，还孔子以做通人的权力。在林语堂笔下，孔子表现了许多幽默，比如，在缺了七天的粮食之后，有人说他如丧家之犬，这时，孔子并没有拉下脸来训斥那个人，而说了一句极其有味的话——“别的我不知道，至于像一条丧家狗，倒有点像。”这种幽默是一种同情与宽容的幽默，林语堂一点也不鄙夷它，为了表达的需要把它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不仅如此，林语堂小品文中的幽默往往与朴素的文化自救紧密联系在一起。“幽默”这一概念，林语堂早在20年代就从西文中翻译过来了。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可指一种文学笔调与文学观念，亦可指人的人行态度，行为态度。而且，在林语堂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各个时期各篇作品中所涉及的幽默也各有侧重，不过，其文有一点是基本明朗的，那就是幽默在文化自救哲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林语堂曾在30年代的《论幽默》（上、中、下）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所借用的理论是麦烈蒂斯的《喜剧论》——“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2）此话讲的喜剧，林语堂说的是幽默，看起来有偷换概念的意味，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幽默在文化扑自救中的特殊地位。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幽默的人生是暗淡的人生，是缺乏生气与活力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无疑将带给人苦恼。幽默的滋润是无论哪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思想兴衰的必要条件。在《论东西方的幽默》一文中，林语堂更是大胆地指出了世界不和的根源即缺乏幽默——“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需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德皇威廉为了缺乏幽默的笑，因此丧失了帝国。”此外，林语堂还想用幽默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只不过是表达林语堂的一种希望而已，幽默终究没有像林氏所说的那样阻止了战争的爆发。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林语堂远不如鲁迅。鲁迅是有着更为深刻清醒的认识的“中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3） 揭露国民性 林语堂散文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体现在揭露国民性。林语堂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笔调”以及与现实拉开距离，以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进行小品文创作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林语堂不讲求面对现实，脱离现实。恰恰相反，林氏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实，然后揭露它。只不过，林语堂不像一代文学大师鲁迅那样用犀利的笔锋直面惨淡的人生如同匕首直指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是站在一种比较超远达观的立场上，以戏剧看客的恣态来关注社会。正如他自己评述的一样“热心人冷眼看人生”。在林语堂的小品文中，对国民性的揭露似乎没有具体的对像，也不攻击任何人。这是因为他揭露的是整个民族的弱点，这些缺陷体现在每个国民的身上，其中包括作者自己。林语堂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完美的，因而，中国文化也一样存在着自己所固有的弊病。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在上下五千年中，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思潮的存在，但是，作为获得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中的“毒瘤”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明哲保身”等像寄生虫一样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林语堂在《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中，毫不晦涩地一语中的的道出了国民性弱点即惰性或慢性——“中国今日之病，固在思想，尤在性癖”，同时林氏也指出了其产生的原因——“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挑战，引发了林语堂对中庸哲学的思考：安身立命是什么？识时务又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恶性急？这触发了作者产生了救助文化的思想意识。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论述。此外，林语堂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以及《中国国民性》中，具体地概括了中国国民性“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奴气，若奴性，若敷衍，若立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这句话，一方面揭露了中国人民麻木不仁的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切革命与运动失败的根源所在。 林语堂国学底子厚，又十分熟悉西方文化。因此，他善于用中西比较的方式来看问题，如林语堂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氏的小品文常常都是从一件具体事物谈开去，引发出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比较冲突的联想，对国民性与传统文化转型的思考。如《谈中西文化》一文通过朱柳二先生和柳夫人三人之间的谈话，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地揭露国民性：奴气太重，太驯服，缺乏刚强独立的精神。 朴素的文化自救 林语堂对国民性揭露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林语堂为什么要揭露中国国民性？很显然，林语堂一方面是为了唤醒民众，另一方面是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引起疗救。林氏在《八十自叙》中云：“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是的，不仅林语堂自己是一团矛盾，而且整个社会也是一个矛盾体。卡尔西在《人论》中指出：“在哲学史上，怀疑论者往往只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的副手而已，借着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真实性，怀疑论者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回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4）作为一个怀疑论者，林语堂正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如何挽救中国的传统文化？林语堂一直都在寻求一种相对完美的药方。对于自称为“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氏来说，目睹了中国国民性，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的是西方文化。林语堂企图运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大换血，甚至在疗救问题上还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全盘西化——欧化之一法。在这方面，林语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忽略了文化的根的问题。中国文化的根在哪？明显而易见，她深深地在中国的民族土壤之中。幸运的是，林语堂只作了一种设想中的尝试，没有付诸实践。不过，在历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林语堂清楚地意识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如一味地追求金钱所带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压迫等等）。于是，他开始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来反观中国文化，从人的是日常生活层面，怀疑并消解完美的人生和完美的哲学存在的可能性。在林语堂眼中，圣者的境界是不值得信任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只有相对的完美。因为完美的背后必然隐含着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人生即为人生，精神与无奈，欢乐与痛苦，善良与丑陋共同存在于世俗中。这不是说林语堂是一个消极主义者，而是因为社会就是如此地真实的存在。在林氏认识到这一点后，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走上悲观主义的道路，反而以达观的思想，洒脱的态度，运用儒释道互补的方式来进行文化自救——“在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251233367ec102de2bd89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