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与社会 明日之学校》之读书笔记 我最近有幸拜读了约翰·杜威的《学校与社会 明日之学校》，在读书过程中有些感想和体会，跟老师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介绍一下作者，约翰·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评论家。他于1899年辞去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主任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年（1894～1904）。在这个时期里，他从事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以专着、论文、讲演、报告和书评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逻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其中教育着作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904年杜威离开芝加哥到哥伦比亚大学当哲学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每年在师范学院开一两门课，并继续撰写教育着作。他对于与师范学院的联系很感兴趣，师范学院附设的幼儿园和霍拉斯?曼学校更引起他的注意。虽然他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可是他与师范学院的联系和他的思想对师范学院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以至他的名字和师范学院的名字在许多地方专业教育家的心中是连在一起的。 （一） 我的教育信条 杜威在1879年应某日报要求，发表了着名的《我的教育信条》，在这篇文章中，杜威提出了五个信条。 第一个人信条说明什么是教育。他说，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进行的。每个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接受着各种各样的教育，教育能够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又因为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有机的结合。 第二个信条说明了什么是学校。杜威认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是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 第三个信条谈到了教材问题。杜威认为，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学校课程的内容应当注意到从社会生活的最初不自觉的统一体中逐渐分化出来。“学校科目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这些论述强调了烹调、缝纫、手工等具有社会活动特征的课程的重要性。 第四个信条说明了教育方法的性质。。杜威把方法问题归结为儿童的能力和兴趣的发展问题。他相信，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教育者应当经常细心地观察儿童的兴趣，这些兴趣不应予以放任，也不应予以压抑。 第五个信条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改革仅仅依赖法规的制定或惩罚的威胁，或仅仅依赖改变机械的或外在的措施，都是暂时性的、无效的。教育是达到分享社会意识过程中的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惟一可靠的方法。 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这样，“教师是真正的上帝的代言者，真正的天国引路人。” （二） 学校与社会 《学校与社会》（1899）是由杜威对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学生家长和赞助人的三个讲演和他的着作中的一些材料汇集而成的，出版后引起教育界和公众的极大注意，立即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是他的早期着作中最重要的一本着作。 杜威认为，教育方法和过程在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是社会情况发生变化的产物。他认为必须把木工、金工、纺织、缝纫、烹调各种作业看作是生活和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各种特殊的职业科目。通过它们，学校自身将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形式，而不仅仅是学习功课的场所。芝加哥实验学校就是采用各种不同形式的主动作业，使学校的整个精神得到新生。 杜威所寻求的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主动作业，使学校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形式，或者说，成为一种雏形的社会生活。他说：“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和哥白尼把天体的重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以儿童是中心，围绕着儿童组织起来。杜威指出，在组织和指导活动时，我们应记住儿童具有四个方面的兴趣，即谈话或交际方面的兴趣；探索或发现方面的兴趣；制造东西或建造方面的兴趣；以及艺术表现方面的兴趣。杜威认为，如果我们能了解和同情儿童的真正本能和需要，并通过适当的媒介来控制它们的表现，那么过去教育理想的专门知识和训练将会及时到来。 （三） 儿童与课程 《儿童与课程》(1902)进一步阐明注重儿童现在的经验是芝加哥实验学校哲学和实践的中心。杜威既反对“旧”的教材中心课程，又反对极端“新”的儿童中心方法。 在课程问题上，杜威认为儿童所关心的事物与其生活所带来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兴趣的统一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学校设置的学科课程会将儿童原有的世界肢解割裂，形成了儿童和课程之间的脱节和差别。从而产生一些学派认为教材是中心，儿童的本分是被动的容纳和接受。但是杜威认为，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发展，儿童的生活，就是理想的所在。因此，教育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且充分意识到教育过程中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 其实，儿童的学习和成就是不固定的、变动的。重要的事情在于必须把经验的逻辑方面和心理方面区别开来，并相互联系起来──前者代表教材本身，后者代表教材和儿童的关系。因此，关于“教材”，迫切的问题主要是在儿童当前的直接经验中寻找一些东西，它们是在以后年代里发展成为比较详尽、专门而有组织的知识基础。而杜威的长期试验得出的结论并不十分清晰，在实践上不能起到指导作用，但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论是正确的。 （四） 教育中的道德原理 《教育中的道德原理》（1909）一书是杜威关于道德原理与教育的最明晰的论述。是对《教育中的伦理学原理》略加修改、补充而成的，从中可以看到他所提出的理论和他在实验学校里从事的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中，杜威首先把“道德的观念”（moral ideas）和“关于道德的观念”（ideas about moral）区别开来。“关于道德的观念”是直接传授的道德知识，这些观念不能自动地转变为好的品格和好的行为。相反，“道德的观念”是能够影响和改进行为，使行为变得更好的观念。道德教育是通过学校生活的所有媒介、手段和资料来进行的。“学校的社会性”乃是衡量学校道德工作和价值的尺度。 杜威认为，社会道德与学校道德应是统一的。离开了参与社会生活，学校既没有道德教育的目标，也没有什么目的。因为准备生活的惟一途径就是参与社会生活，所以学校所进行的道德教育应与社会同步且同标准。 关于道德教育方法的应用，杜威断言，习惯的做法以个人的接受和竞争性的背诵为基础，对于培养社会责任心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做法是每个小孩经历的东西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一点个体真实想法的表达，社会精神就不可能得到培养。杜威把教材和进行道德教育联系起来。他认为学校生活中使用的教材不但决定学校的一般气氛，而且决定教学和训练的方法。杜威主张应当把学科作为认识社会活动情况的工具。这样就为判断知识、训练和文化的教育价值提供了一个标准。 在这里，杜威以十种学校科目作为例证，证明了他的观点，并且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原理，那就是，“当一个学科是按照了解社会生活的方式去教的时候，它就具有积极的伦理的思想。”道德教育应贯穿在学校全部活动之中：（1）学校的生活；（2）学和做的方法；（3）学校科目或课程。杜威称这是“学校道德的三位一体”（the moral trinity）。 （五） 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 杜威于1896年发表的《与意志有关的兴趣》和1913年就上文加以改写的《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并提出了重要的教育原理。这个着作是杜威对教育理论的又一大贡献。 在《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一书里，杜威把兴趣和意志、努力和训练结合起来，他的第一个结论是：兴趣是统一的活动。杜威认为，兴趣这个词的根本意义似乎就是由于认清它的价值而集中注意、全神贯注和专心致志于某种活动的意思。“兴趣标志着在个人与他的行动的内容和结果之间没有距离，兴趣是它们的有机统一的标志。”而强制的方法恰恰与上述兴趣的根本意义相抵触。如果儿童长期地在一种外在服从而内在抗拒的制度下学习，他将会变得性格乖戾，这就是杜威所说的“人格的失调”。 杜威认为，从实践上看我们所追求的是活动的持久性和连贯性；是克服阻力和通过障碍的忍耐性。只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54c1221f311f18583d049649b6648d7c0c7085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