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 作者：吴苗苗 来源：《教育家》 2017年第29期 翻开中国儿童教育的历史篇章，陈鹤琴先生的名字赫然在目。他创立了中国化的幼儿教育和幼儿师范教育的完整体系，被誉为“中国儿童教育之父”。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凭借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轨迹，为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求学苦读，坚定回国办教育的决心 18 9 2 年，陈鹤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 个破落商人家庭。八岁那年，陈鹤琴开始进私塾读书，在私塾学习了《百家姓》《三字经》、四书等书籍，识得三四千字，初步了解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14岁时，他进入蕙兰中学读书。在这所以西学为主体的教会学校，陈鹤琴坚持每天早读，时常用名言警句来激励自己，一天用来读书的时间长达十二三个小时。正是这份顽强使得陈鹤琴在蕙兰中学的成绩名列前茅，为以后的求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蕙兰中学毕业后，陈鹤琴先后进入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学堂进行学习。三年清华时光，让陈鹤琴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他所读的课程包括文学、历史、英文、音乐、算学等。其中，诸多课程在之前很少接触，这让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得到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滋养。 按照规定，清华学堂的学生毕业后便要赴美学习。在留学期间，陈鹤琴为自己定下了“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必须彻底知道”的规矩。为此，在霍普金斯大学，他广泛涉猎各种课程，就连“园艺”“鸟学”都在他的学习计划之内，种种课程的积淀让陈鹤琴拥有了广博且宽厚的知识基础。此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陈鹤琴接触到了宣扬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教授，在他们的课上，陈鹤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对教育进行了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同时，国内外教育现状的巨大差距，让陈鹤琴更加坚定了回国办教育的决心。 潜心办学，孕育“活教育”思想 1919年留学归来后，陈鹤琴便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研究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他发现“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园已时有改进，但我们还是墨守成规，不知改良，以致陈旧腐败不堪闻问了”。当时中国的幼稚园多被外国教会控制，几乎没有属于中国自己的幼稚园，陈鹤琴对此十分痛心，他认为“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不一样，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为此，他决心创办适合中国儿童的幼稚园。但怎样的幼稚园才是适合中国儿童的？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陈鹤琴主动办园，进行实验。 为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育，陈鹤琴认为必须要了解儿童、研究儿童。为此他对自己的长子陈一鸣进行了808天的跟踪观察记录，记录的内容包括感觉、情绪、思想、言语等各个方面，总结出不同时期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编成《儿童研究纲要》。 1923年，陈鹤琴在自己家中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并担任园长，他亲手布置幼稚园环境，进行了四年的课程试验。说到办幼稚园，东南大学教育科给予了很大支持。当时财政紧缺，东南大学的10位教授就帮助他筹集资金，购地建房。不仅如此，幼稚园的很多一线教师都来自于东南大学，其中著名人士张宗麟先生还应邀成为幼稚园的研究人员，作为陈鹤琴的助手，和他一起开展幼稚园的实验工作，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幼稚园里，教材源于儿童的实际生活，课程内容包括健康活动、社会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和语文活动，至于教法方面，采用学生喜欢的游戏教学法。游戏的教具也是陈鹤琴自己设计的，包括木刻字、滚珠盘等。这项试验成果成为《幼儿园课程暂行标准》的根据。 办学期间，他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儿童学研究的文章。陈鹤琴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成《儿童心理之研究》，系统性地介绍国外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和我国儿童心理学的研究现状，书中不仅有对陈一鸣的个案研究，也包括采用调查、实验、问卷的方法进行的团体研究，如儿童对各种颜色的喜爱程度的试验、儿童绘画的群体研究等。 在研究过程中，陈鹤琴发现最早对儿童产生影响的不是学校而是家庭，结合自己的育儿经验，陈鹤琴出版《家庭教育》，主张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充分发挥儿童的独立性与自主性。1927年，他和陶行知、张宗麟等人成立“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创办《幼稚教育》月刊。陈鹤琴还编写了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不断创新教具、设备以适应中国儿童的心理特点。1929年，陈鹤琴组织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直到1937年，该社一直是儿童教育研究的中心。 在创办幼儿学校的过程中，陈鹤琴感到自己的力量是渺小的，培养幼师才是办好幼教的关键。为此，1940年，陈鹤琴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1943年改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幼师学校的教育改革继承了鼓楼幼稚园的精神，把大自然和大社会看作活教材使用，包括报纸、杂志、图画等。教与学以“做”为中心，在教学过程中，大部分课程分观察实验、参考阅读、发表创作、批评研究四个步骤进行。幼师的各门课程之间相互联系，与小学、幼儿园教育也紧密结合。 结合多年的教育实践，陈鹤琴在创办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过程中，提出了“活教育”思想。1941年，《活教育》月刊出版，陈鹤琴以此为阵地深入探讨和宣传“活教育”的主张。接下来的时间里，“活教育”理论在师范学校中不断被应用和完善，到20世纪四十年代末，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 关爱儿童，凸显教育大家情怀 战争不仅改变了“活教育”的基地，同时也剥夺了大多数中国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为了让战争地区的儿童继续接受教育，陈鹤琴倾尽全力帮助他们。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百姓流离失所，无数儿童失学。在上海任职的陈鹤琴积极投入困难儿童的教育工作，他先后创办十所报童学校。 1947年，陈鹤琴创办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帮助困难儿童解决教养问题。在对困难儿童的教育上，陈鹤琴积极推广新文字，编写了《新文字课本》两册，《岳飞》《郑成功》《林肯》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15册，深受儿童的欢迎和喜欢。 在关注难童教育的同时，陈鹤琴也注意到了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他组织特殊儿童辅导员，为盲、聋哑、伤残、低能和问题儿童提供不同的教育，如对于有生理残疾的儿童主要进行专业训练，让他以后可以自食其力。为推行特殊儿童教育，陈鹤琴在《中国儿童教育之路》中提出三条原则：由国家主办、集中成立特殊教育机构、培养特教师资。这对处于开创阶段的中国特教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45年，日军进入江西，作为校长，陈鹤琴为了安全转移国立幼稚师范学校的二百多名师生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他还总是勉励学生要坚持到底，即使在最难的时候，陈鹤琴都没有离开学生，他说：“只要有我存在的一天，我对教育事业，对你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要斗争下去。”他把自己比作荒漠的骆驼，为孩子们提供可以学习、发展的绿洲。在他的努力下，所有师生全部安全转移。在广昌县暂时安顿下后，没有校舍，他就带领师生们在祠堂里学习，学生们将木板放在膝盖上当成桌子，即使条件十分艰苦，陈鹤琴先生依然无怨无悔奋斗在教学的第一线。 老骥伏枥，倾情师范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师范教育事业中，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1952年，陈鹤琴任南京师范学院的首任院长。 作为院长，他要统筹全院的各项工作，任务复杂且繁重，但即使这样，陈鹤琴先生依然坚持站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课，学生们也十分喜欢他讲的课程。据张慧中同志回忆，“虽然全院有许多工作要他去做，还有其他兼职，但他总是认真备课，从不缺课，而且讲课十分生动活泼。他平易近人，爱护学生……学生们喜欢听他的课，喜欢接近他”。 陈鹤琴先生将“活教育”改名为“新儿童教育”，为“活教育”增加新的内涵。不可否认，“活教育”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一面学习马列主义，一面反思“活教育”。他认为“活教育”反对死教育，这是好的，但同时“活教育”忽略了工农教育这一方面。在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陈鹤琴意识到新中国的儿童教育一定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新中国的幼儿园教师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根据新中国的文教建设需要，陈鹤琴将“活教育”改名为“新儿童教育”，突出了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内涵。 2 0世纪50 年代，新中国决定大力推广普通话，而幼儿园就是主要阵地之一。当时，大部分幼儿园只教10以内的数字，很少进行识字教学，孩子们错过了学习普通话的最佳时期。陈鹤琴先生便开始在幼儿园推广普通话，认为幼儿园的孩子应该学习汉语拼音，阅读一些浅近的幼儿注音读物，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从小就开始学说普通话，而且也有利于他们以后的学习。 1982年12月30日，陈鹤琴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1岁。纵观陈鹤琴先生的一生，他热爱党、热爱家庭、热爱儿童，正如著名学者匡亚明对他的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真挚的朋友，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幼儿教育专家”。作为一名儿童教育家，他为中国的幼儿教育、师范教育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提出的“活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的儿童教育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在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也应当成为教育工作者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宋欣园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67a5de2b5360b4c2e3f5727a5e9856a571226d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