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_美国社会学者关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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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美国社会学者关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国内社会分层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并且已经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一批美国社会学家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把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研究纳入自己的视野，他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对于国内学者研究市场转型的分层机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就美国的社会学家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加以综述，探究其对社会分层机制研究的理论脉络。 一、市场转型论的提出 倪志伟在1989年10月号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一文引发了以后的有关市场转型论的争辩。在此文中，倪志伟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新理论，并将之应用于研究从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倪志伟的假定是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与之相联系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将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权力在市场经济中将不能像再分配经济那样发挥作用了。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伴随着权力的转移，那些国家社会主义中最具有特权的阶层或阶级，即再分配者，失去了他们的一些特权，而获益的是那些处在国家社会主义等级制度底层的人，即直接的生产者。结果是，由收入和获得稀缺物品来衡量的不平等被缩小了。再分配制度中市场制造平等的机制是：如果工资不由行政命令来决定，而由交换关系来确定，那么生产者便可能具有更多的权力；如果市场发挥作用，那么人力资本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对权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下降；如果再分配经济中存在市场，那么企业家就会成为社会流动的另一条途径。1977年到1985年间，中国总体上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了，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农村中农民与干部的收入差距也缩小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原因是国家对农业政策减少干预的结果。 1991年倪志伟在《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不平等》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尽管出现了市场，有些干部仍保留了特权。倪志伟认为这一观点与其最初的理论假设并不矛盾。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再分配机制没有退出社会分层体系，与市场机制同时起作用，所以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都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并依此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同时得到经济回报。这一观点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市场的平等化效应是否只是市场改革某一阶段的特性，还是市场化的一般特征？倪志伟这里区别了市场渗透的不同阶段并引入了局部改革的概念，强调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由于再分配经济仍发挥作用，所以政治权力不是一夜之间贬值，而在局部改革中仍然得到相当的回报。干部继续保持特权可以归因于20世纪90代前中国改革的局部性，随着改革的推进，干部的特权将被逐渐削弱。 倪志伟在1996年再次修正了他的理论，原因在于倪志伟的理论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如何评价干部收入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上升的事实。在《一个市场的出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化》一文中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干部收入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而上升的事实与市场转型论没有冲突。原因是市场转型论并没有排除各阶层收入均将上升的可能性，并且在中国经济上升的八九十年代，包括干部阶层在内各阶层的收入上升是非常自然的。市场转型论出的趋向不是说干部阶层的收入与其他阶层的收入相比特别是与企业主阶层相比要下降，而是说，干部阶层的收入上升速度相对较慢。 二、对市场转型论的质疑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引起了一些研究东欧和中国的学者的质疑，并就倪志伟1989年提出的观点展开了一场活跃的讨论，提出了他们各自的观点。 罗纳塔斯的权力变形论。如果市场转型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匈牙利这样的社会应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匈牙利在1989年以后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市场经济成为全国的主导经济。但是罗纳塔斯对1989年前后的匈牙利的考察发现，干部阶层没有像市场转型论预示的那样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获其利，昔日的共产党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是今天的股票持有者、私有或联合经济的当家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罗纳塔斯认为，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再分配的权力发生了两次变型：第一个变型是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成了社会网络资源，即长期在权力结构中的经营已使权力拥有者建立了深厚的权力网络和社会网络。第二个变型是社会网络资源变型为私有社会财产。所以，对拥有网络资源的昔日官员来说，在这一过程中成为首批私有财产的占有者，其机会比其他阶层要多得多。 边燕杰与约翰・罗根的权力维续论。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制度未发生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保持着政治权力对社会控制。二是城市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的动摇，单位控制着经济资源，是再分配的代理人。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使得政治权力得到维续。在再分配体制中，劳动报酬的分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市场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崛起又使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优先到市场体制中获得实惠，他们的经济回报不应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减少，而应得到保持和提高。 白威廉和麦宜生的政治市场观点。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市场的概念，在经济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转型经济中出现了重要的政治市场。这种政治市场包括三种关系：一是工人与干部的关系，二是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三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市场改革的进程中，这三种关系都处于双方的讨价还价之中，讨价还价的双方资源是政治性的。这些政治市场的关系影响着利益的分配，并且影响着经济市场的运行，所以政治资源、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将不会被贬值，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将会继续保持优势。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将会灵活地审时度势，使自己和家庭努力适应新形势，以谋取最高的回报。 魏昂得的政府亦即厂商的论点。政府不在经济市场之外，政府已是经济市场中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了。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影响市场的发展，为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直接获得了经济回报。越是远离中央权力的政府越有能力和动力成为厂商，他们对从事厂商经营所获利润能够比较直接地控制和享受。 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论。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不一定依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该结构的基础是家庭网络。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市场化的集体经济，运作它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结构。从再分配性质的集体经济发展到一个市场化的集体经济，其政治权力结构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主要的领导人都未离职，而新的领导人又是在老干部的家族网络中提拔的。 三、由争论走向综合 泽林尼和科斯泰罗认为，关于市场转型论的争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对领域的界定，即假设所能适用的社会经济形态。为了寻找这种状态，泽林尼和科斯泰罗区分了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认为一旦界定了这种领域及其适用的市场渗透类型，争论的各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泽林尼和科斯泰罗认为，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东欧各国和中国可以看到这种再分配经济中的地方市场，他们在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是不稳定的，在这样的市场中的活动与非法只有一步之遥。参与进去是冒风险的。生产几乎不需要什么技能，也很少需要文化教育。在这样的市场中的典型的行动者是农民和农民工。因此，这些市场中的生产者是那些非熟练或半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在这种条件下，地方市场有可能具有平等化的效应。 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一种新的市场渗透类型，出现在1980-1989年的东欧和1985年后的中国。泽林尼和科斯泰罗认为在这种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条件下，一批新的、更加多样的行动者进入了市场，随着市场竞争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和风险的下降，素质较高的人，即那些失去很多但也得到很多的人开始从事经营活动。一些受教育较少、处在社会最边缘的早期劳动者被挤到了一边。一些干部更倾向于市场。干部精英中的一部分技术官僚开始建立起通向新出现的私有经济的桥梁。他们将其官僚特权商品化，所以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市场远远不是一个简单性的补偿性机制。尽管一些受教育相对较少的低收入群体还可以从一个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再分配经济的次级市场中获益，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的二元体制。市场和再分配机制的共存造成了不平等体系的二元性。 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1989年后在东欧出现，在中国还没有出现。泽林尼和科斯泰罗认为，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中，市场是新的不平等的一个来源，不平等正在上升，主要是由市场造成的，那些仍旧依赖再分配的人丧失了基础。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中，最大的赢家是先前的技术官僚精英，最大的输家是干部精英中的官僚、工人。泽林尼和科斯泰罗认为在区分市场渗透的不同类型后，在市场转型争论的参与者中，几乎不存在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首先，所有各方都会同意，只有当市场是地方性市场时，它才具有市场化的效应。随着市场更深入地渗透到经济中，他们就会变成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其次，所有各方都同意，直接生产者特别是一般群众在地方市场条件下都会从地方市场渗透中获得好处。当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有可能进行资本积累时，干部、原来的干部和前共产主义精英阶层的成员开始步入市场交易并获益。因此，一种不平等的二元体制出现了。再次，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中，研究者往往认为，干部精英中的技术官僚部分，是这场大转变的主要收益者。他们运用私有化政策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机制。他们将公共财产转为私有财富，虽然新出现的私有产权形式还很模糊。经济体系中的其他行动者，特别是那些早期投资于市场交易的人，被挤到了新兴市场的边缘，或干脆被挤出了市场。 在社会空间中改变地位、抵消不平等的机会只是一个狭窄的窗口，它仅限于转型中的一段特定时间。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往往是例外的结果，而社会秩序的复制将是常规。通过区分三种类型的市场渗透，泽林尼和科斯泰罗认为争论的各方几乎没有不同的意见，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了综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857db4d69eae009581bec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