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家范先生《中国历史通论》 王先生由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起讲，道出了通史、通论的基本特点。我自己的理解，首先是通史要道出整个宏观生存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沟通天人，阐释天人相生的智慧。其次，通史道出了整个历史长河的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够看到更渺远的过去，看到无限的未来，看到人世沧桑中礼仪器物“损益几何”。最后，通史应该出于通史家“独裁”，而不是一味附会他人意思，不能做成零散、实际断裂的资料整理，要由史家个人“三才”去把它缕平，并且阐述出某种智慧。 由这三点我又想到三个结论：第一，写通史的必要性。这一点应该很明确。王先生说：“《资治通鉴》，何止是一部迄于五代编年史的书名，更是一部推动全部传统中国政治演进的‘发动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如果《资治通鉴》只是为政治，那在如今全面发展之中还有更多的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的经验和构想需要从人类历史中去找答案。只有汇通古今中外天地人，真正把握住历史的“通”，才能理性地看待现在和预测未来，并且合理操作。断代史和专门史固然不可缺少，但通史有它无法替代的功用。经常听到现在有些学者诟病通史，说通史家肯定是要用他人的成果，不是原创，此说固然有道理，但凡事换个角度权衡利弊，用心体察，破除偏执，也未为不可。 第二，王先生书中经常提到孟夫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卡里斯玛型”人物，也就是政治精英。我把它附会到史学英才身上。在上下九千年中国历史上，总人口可能有几十亿，学者可能有千万，但真正能够做出好的通史、通论的人并没有多少，孔夫子、太史公、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章学诚、明季的四位大师、钱穆、吕思勉、张荫麟等，应该过不了一百位。王先生多次引到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中的一句话：“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这需要独得史学三昧的人，要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从王先生的讲解中我领略到，通史家的气魄、眼光、才华、感情、嗅觉、毅力、气节、气质、理性都是一般人所不能具备的，一般人也领略不到通史家在工作中的境界。如果轻视一般的所谓“通史”还带有理性批判意味，那么固执鄙夷真正的通史则是一种十足的浅薄。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讽刺拿破仑的一句话：“他就像个孩子，拉着车里的绳子，还以为是自己在赶车。”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在各种行业，闻道有先后，志趣有异同，术业有专攻，才力有大小，每个人都只需循着自己的方向去，量力而行，各司其职，看到不同路径和观点也应该宽容理解，择善而从，而不是死扣自己立场一味否定。 第三，现存的通史作品都是有缺陷的。一般都认为正史中只有“前四史”堪读，其它都是“断烂朝服”，王先生说，仅有《史记》才好，其它“三史”的“官家气”太重，“经学味”太浓，失去了“成一家之言”这一条，失其一则三者俱失。以“三点”定完美中国通史的基调是王先生与太史公之间的通感默契，其中有对于中国历史的科学把握、细腻体验、悉心分析，更有很浓烈的个人诉求与认同，也就是主观性。拿它来做标准，即使不说牵强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时代差了两千年，其间变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观念。现在看《史记》当然是有缺陷的，比如以神话传说入史就值得商榷。王先生详细列出了民国时的三部通史，一部是吕思勉先生的，一部是钱穆先生的，一部是张荫麟先生的。吕先生静室专修，成通史重典章制度沿革；钱穆先生被誉为有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成通史重文化的勾连（我第一次读《国史大纲》时看到钱先生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变化都是因为士人没有做或者做了什么，做好和做坏，我是无法接受的，之后也试着去理解过，但还是转不过弯）；张先生才大志高，不幸英年早逝，遗书未竟，也留下一份遗憾（他的书我没有读过，听王先生特别指出，应该是最值得推广的）。我倚着自己理解王先生的感觉，把这三部书归为一个系统，也就是“一家之言”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外，是我们最熟悉的另一个系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通史系统。虽然它目前占据着教科书和主流史学意识的位置，但它本身是脆弱与反动的。这个系统（应该是）从夏曾佑开始，中经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定调，再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之后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最后由郭沫若完成，现在繁衍出各级教科书体系。内容就是以线性人类社会发展轨迹来著述历史，主要是以五大社会类型来构建，试图从历史中找出规律。从历史中找规律并没有错，只是找法错了。这一体系中我读过范文澜的《简编》，写得特别好，以群众观点写成，但能体现出作者的情怀，其它的没读过。就所了解的教科书来看，它的基本观点显然是错了，错的根源在于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也没有错，但强加的这个政治理论被应用错了。中国历史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阶段，这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把自战国至秦以下直至1840年称为封建社会更是一种武断定性；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如果把这个教科书模式定型的过程简单化的话，我凭记忆半推半猜地认为是由于毛泽东在苏联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下认定了这样一个机械的线性发展过程，关于这一过程也曾争鸣过，比如关于各种封建论的讨论等，但最终在毛泽东的助阵之下确定了以郭沫若的观点为标准，从一开始就带有很重的政治印记。如果斯大林毛泽东错了，那应该是说马克思本身错了，也就是说他的主义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用，如果这个出了问题，那么许多原本认定的头等理论问题都得重新思考，这是当时留在我脑中的一个问题。前段时间读了顾准关于西方《海上文明》的笔记才知道，马克思固然受其时代的局限有欠考虑之处，比如当时并不知道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等，但他这方面的基本观点是没有错的。顾准的原话是：“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这个范畴，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谈‘亚细亚的’，于是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完成了„„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我对顾准的许多观点都还在分辨思索，但上边的这个观点得到了王先生《中国历史通论》的解释，基本可以认定。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非要像现在新历史学家用西方新概念来解释中国传统，或者像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来固守错误的通史体系，显然是误导，即使不误导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的意识中朦朦胧胧有这样一个想法：理性的修中国通史的方法应该建立在对比中西、中外的基础之上，对基本概念的创造都要把握中国脉搏，体现中国特色，也要能说明问题。比如王先生讲的中国文明起源是“由聚落而城堡（中心聚落）而都城（方邦）”这样的过程，之后殷商是“方邦联盟”，周朝是典型的封建，秦统一之后是大一统帝国，其过程绝不是突兀的，而是平滑的。斯大林的线性社会发展模式是强调经济基础，而中国自古并无独立的经济基础，强大的政权模式是盖过一切的，所以为了体现中国特色并说明问题，用王先生综合许倬云、严耕望、黄仁宇等人的概念是行得通的。为了说明我那个朦胧想法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既然“封建”一词不可用，如果照王先生的讲法，换成“半殖民地半帝国”显然是不行的，再想到现在多把以往的“封建”用“传统”二字代替，改成“半殖民地半传统”，这个概念就不能说明问题，也是不恰当的。所以当整个通史系统要重构时，牵动的是一切的一切。 既然修通史是必要的，既然现存的通史都有缺陷，那就有必要重修。有几条思路，一种是接着张荫麟的讲，一种是综合钱穆和吕思勉的，一种是重新构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通史。哪种都不容易，都面临工作量和政治压力等问题，或许天时未达，地利未合，也没有可以“独裁”的人。王先生很推崇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我以前因为不喜欢《万历十五年》而放弃阅读，以后得看，或许其中可以提供一些思路。这个问题我把握不好，只是把我由此问题激起的其它问题罗列一下： 王先生说，历史学人是有历史感的，什么叫“历史感”？他的解释是，历史感就是一种大时间感。胸中有了大时间格局，就能像斯宾诺莎说的：“不笑，不悲，也不怨，只是为了理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理想状态，任何人碰到历史问题都会带上自己的喜怒哀乐，比如“读三国掉泪，替古人伤心”等。王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如果慈禧当年不杀六君子，早点觉悟把‘变法’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如果辛亥党人不闹暴动，清末新政成功；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如果毛泽东与刘少奇思想一致„„我总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61e2cb9aeaad1f347933f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