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观照下的日本文学作品解读——试析夏目漱石《心》的解读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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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理论观照下的日本文学作品解读——试析夏目漱石《心》的解读为例(一) 论文摘要：阅读与阐释是日本文学教学的核心内容。传统的日本文学解读往往采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作品进行剖析，这使日本文学阐释陷入一种单一、简化的模式和框架之中，很难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借鉴日本大学国文学专业文学“演习”课的形式，在课堂上创造宽容、平等的对话环境，使日本文学课教学走出“独自”的死寂，进入鲜活的“对话”形态，是日本文学阅读课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理论；文学阅读；教学改革；理论素质 长期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具有过多强调研究作家作品的社会意义，以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论模式加以规范，将现实与作者的关系作为涵盖一切关系的唯一路径的倾向。这种研究范式致使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面对异彩纷呈、变化莫测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尤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颠覆性变革无言以对，甚至处于“失语”的窘境。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与批评模式，也严重影响到了对日本文学作品的解读。传统的日本文学阅读，仍然没有摆脱以作者为中心的框架。在当今这个寻求文化对话的时代，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使日本文学阅读真正成为创造性阅读，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理论素质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范式转换背景下的日本文学作品解读 从日本文学史发展来看，日本近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然而，以“私小说”的所谓“真实”为审美理念的日本传统使日本近代文学被普遍地“日本化”了。“文学世界与实际生括几乎可以划等号，文学的价值取决于生活素材的真实，因而表现所谓的‘内面’成了文学创作的‘自明’的前提，‘自我告白’在近代文学中业已被‘制度化’，任凭何人也难以摆脱半步。而文学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以发现、挖掘作家的生活琐事、隐私逸事为己任。于是在日本近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作家的传记研究、考证研究大行其道，而极少有余暇顾及文学本身的‘内部’问题。人们简直可以断言：这种所谓的‘作家研究’其实不过是置‘作品’于不顾的‘人物研究’而已。”不过，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为标志，日本文学界出现了重构日本文学史的潮流以及批评话语的转型。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现代文学批评总体上由“文本研究”向“话语分析”、“文化研究”转移；由“男性研究”向“女性研究”转移；由“小说批评”向“批评小说”转移；以及“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后学”研究的展开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了解和分析这些动向，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让学生了解这些文学批评动向，将会为日本文学作品的解读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在日本文学阅读中，学生往往感觉到对作品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很难将自己的感受上升到理论层次并将其明确、系统地表达出来。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其审美能力的局限造成的。日语专业一般只开设文学史和文学选读两个课型，学生很少有机会接受文学批评的正规训练，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提高。由于不同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批评的本体、主体、方法、技巧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观照，所以能够为学生提供多种理性分析框架，使学生在对批评理论的系统学习和方法技巧的正规训练中对作品的读解更加理论化。一旦掌握了一些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技巧，他们在日本文学作品的读解过程中就能清晰理性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在体会到理论思维乐趣的同时，也会对各种文学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多种传统或现代的批评方法感兴趣，并自觉地尝试用这些理论多角度地对日本作家作品进行重新审视。这种阅读习惯的培养，对日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是跨世纪日语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与追求。 二、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日本文学作品解读 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人在文本创造活动和审美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人总是通过具有明确指涉性的语言的交流来主动认知客体世界，试图达到某种预设的整体性和真理性。人作为历史活动和理论话语的主体在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作为作家个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想当然地被认为是作者本人的内心思想、生活经历、真实情感和主观愿望的流露。20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开始了语言学转向，在此后近半个世纪中，文学研究重心从“外部研究”转到了以文学语言本身为对象，突出其文学性研究的“内部研究”上来。专注“文学性”和“文学技巧”的俄国形式主义、摈弃了社会历史和作者，提倡文本本体论分析的英美“新批评”、竭力排斥、消解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力图将作者逐出文本的法国结构主义等流派，排斥文学的社会性研究，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提出了文学的自主性问题，极力改变以往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外部”视角，试图使文学研究回归到文学自身上来。这样，在文学阅读课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将各种批评理论的发展历程告诉学生，让学生学会用多种批评理论分析作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建立一种创造性阅读与阐释的教学模式。可以说，这是一条积极而又富有成效的探索。比如，我们在阅读夏目漱石的名著《心》时，就可以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其与夏目漱石的其他小说相比较。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主人公“先生”具有基督教式的原罪思想，可以把“先生”和“我”的关系定位在“精神的父子”这一点上。同时，探寻《心》之前的漱石作品人物关系的谱系，就会发现“先生”和《三四郎》中广田先生一样属于“多余知识分子”的形象；K是和《行人》中的一郎一样的“绝对进取者”。“先生”和K又都属于“故乡文化脱节者”。“我”在对未来的选择上又和《虞美人草》中离开家乡，选择东京的都市生活的小野相同。同样，把“先生”的死和当时乃木大将的殉死相比较可以看出，伴随着明治天皇驾崩的乃木大将的自杀虽然可以说是对明治精神的殉死，但受之触发的“先生”的自杀却是非常个人性的。这样，那种认为“先生”的自杀是对明治精神的殉死的观点就受到了质疑。“先生”的死与其性格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忽视这两方面的规定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从对存在的不安这一点，还是从时代精神的侧面来探寻“先生”的死都是不充分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完全脱离与作家的关联而专注于文本自身。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会发现作品中有很多疑团比如，“先生”遗书中表白的自杀原因完全可以相信吗?夫人与“先生”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中被誉为“恩爱的幸福的一对”，但这是真正的爱吗?如果将“先生”、“我”的男性视点换成夫人的女性视点来观察的话，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某—天夫^读了“先生”的遗书会怎么做呢?在论及爱和连带关系这一伦理性问题时，我们看到，作为女性的夫人似乎并没有成为爱和连带的对象。“先生”所言的爱，并没有考虑到对方是否能够接受。他将对方接受爱作为自明的前提从而怀疑对方的爱是否纯洁，这能够称之为爱吗?无论是K的死还是“先生”的死，夫人都似乎处在他们的思考之外。 随着思考的深入，这些问题就逐渐明朗化了。原因在于叙述者用“我”这一第一人称叙事，就使叙事带有了一种个人色彩，很难保证叙述内容的客观性。在小说三部分的构成中，上、中部是以学生“我”来叙述的，下部是“先生”的自我叙述。“先生”的性格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其语言也具有被害妄想症的特征。在这点上，用精神分析文论对“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或许更加有效。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家庭状况来看，“先生”叔父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欺诈，毋宁说是将家族关系这一事物给予了前近代化的理解而已。但在自我觉醒的“先生”眼里，叔父对遗产的处理却呈现出强迫的、界限缺失的状况。所以，“先生”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接受。 在对文本的解读上，传统的解读都是以“先生”的死作为阐释的中心。但如果把视点聚焦在K和“夫人”(阿静)身上，就会发现阿静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她是“富有心计的策略家”，还是“无意识的伪善者”?这一问题就自然而然浮出水面。同时，“夫人”(阿静母亲)功利性的一面的也浮现了出来。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阿静母亲利用K使“先生”产生嫉妒心，促使其迅速做出结婚决定的场面，从而可以认为阿静在这件事上是清白的。然而，小说中通过“我”与阿静接触的细节，似乎也可以认为阿静并非完全与“先生”的言说相符。小说中隐含的“富有心计”的阿静形象这一发现本身，就使《心》的“性差”问题就浮现了出来。我们就会发现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3882d24b868a98271fe910ef12d2af90242a8f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