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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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重于恩情（义务）、忠和“义理”，各就其位，“向死而生” 菊与刀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有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然而即便是最怪异的习惯，也不妨碍人们去理解它。我个人对于本书的最大的感受便是重于恩情（义务）、忠和“义理”，各就其位，“向死而生”。 在东方世界的诸多国家里都有祖先祭祀的活动，这其实是一个仪式，公开承认人们对于过去一切亏欠了巨大恩情。并且，它不仅对于过去有所亏欠——当下每天与他人的日常接触也增加了他所亏欠的恩情。在日本也是如此，日本人常说“我受恩于他”，其实是在说“我肩负着对他的义务”。他们把这个债主、施恩者，成为“恩人”。当“恩”用于第一位的且最伟大的债即“皇恩”时，它意味着无限的忠诚，他们觉得自己能出生在这个国家，拥有美好生活、万事如意，完全拜天皇所赐。在日本历史上，每个人的终极恩主就是他的生活圈中地位最高在世者。在过去的不同时期这个恩主曾是地方诸侯、封建君主和将军，而如今是天皇。而作为东方孝道的根基，受恩于父母是每一个日本人所公认的。父母每天对于子女的照顾和操劳便是“父母之恩”。此外，他们也会受恩于其他人，比如老师、同事、上司等等，这些恩情或许意义各不相同，但他们的首要意义是不变的，那便是制造亏欠感。这些亏欠感会和恩情一般，随着年月增长而增加，就像利息的积累。这是肩头沉重的责任，日本人总是认为，人们从来都回报不了万分之一的恩情，“恩情的力量”超越了受恩者的个人意愿。所以，日本人会尽可能的去回报恩情，来肩负起自己的义务。对于宏大的“皇恩”他们有着无条件的、无保留的忠诚，会付出一切以尽忠，这也成为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有了天皇的支持，士兵们会认为“天皇指引国民参战，服从是我的职责”，自己奋勇无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对于父母的恩情，他们会尽力报答父母，努力顺从父母，以守孝道，哪怕父母为老不尊，或者正在破坏你的幸福。对于日本人而言，“恩”是一种最重要的，且永远都存在的债务。而报恩则是积极的、箭在弦上的紧迫行为，一个人身上背负的债务（恩）不是美德，他的报恩行为才是。一旦他为了感恩积极奉献自己，他便拥有了美德。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最厌恶的是接受来自不太熟悉的人的恩惠——这也许会让他被卷入种种麻烦。 “各就其位”是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秩序等级制度，在封建时期，它的表现便是皇室、宫廷贵族、士（武士）、农、工、商、贱民。在随后的德川家族时期和维新变法时期等级制度都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各就其位”的理念其实就是一种深植与他们社会经验的人生的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就是他们最熟悉也最为习惯的生活方式，遵循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必须谨慎地遵循着规则和习俗。人们不仅需要通过恰当的礼仪不断确认阶层之间的差异，同时，性别、年龄、家庭关系和两个人之间的交情也需要被考虑在内。甚至相同的两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需要展现不同的尊重程度。每个人身处于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不同，那么他们各自的职责、行为、习俗便各不相同，同时无论年纪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她的性别。在日本社会中，是不允许等级低的人违抗等级高的人，这就是特权，这是由辈分、性别、年龄等所带来的。在国家层面，日本人也以同样的等级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战败前），他们认为自己一直高踞于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依照等级体系观点，应该去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属于大东亚区的同一人种，应当一起把美国从这个区域中驱逐出去；其实使英国和俄国“各就其位”。所有的国家组成一个大世界，在国际等级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战争的最终结果也让日本人终于明白他们那所谓的“各就其位”是与世界大体上追求平等自由的大潮相违背的，这一切只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很符合其文化的幻想罢了。 义理可以说是在世界各地文化的道德义务中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独有的。在日本古代义理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甚至一度超过了忠，正如史诗级传说《四十七士物语》中的四十七士向羞辱了自己主人浅野侯的吉良侯复仇那样，履行自己的义理，而违反了忠，最后全部剖腹自尽。义理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把一个称为“对社会的义理”——报答义理——指对他人报恩的义务（不包括对将军或者是天皇的义务），另一个称为“对名声的义理”，指确保自己的名声和名誉不被他人玷污的责任。一方面，对社会的义理是与关照自己直系亲属的义务相对的，它是包括背负起对于亲家和舅父母、伯父母、甥侄此类相对疏远的亲戚、效忠的君主以及对自己恩人的责任。义理的规则往往可以说是强制性回报的规则，回报义理时通常必须如数偿还、等量回报。他们并不要求一个人发自内心地举止仁慈。但他们会说，一个人必须履行义理，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人们就会把他看作‘不懂义理的人’，从而让他抬不起头”。日本人觉得，生活中的任何接触，都可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你背上义理，然后不得不还。另一方面，对名声的义理是不基于回报恩情的责任的，只维护自身名誉的行为。日本是一个有很强耻辱感而没有罪恶感的民族，他们认为只要行为是符合义理的，那便可说是正义的，因而失败了也不会罪恶感。但是会感觉受到了诋毁，且感受是强烈的，因为这会破坏他的名声，被人所唾弃，甚至演变为社会性的死亡。因而对名声的义理要求人们采取行动，来为自己洗刷耻辱和诋毁，通常是报复和自杀，只要这些行为符合义理，那么便是高尚的，得以洗刷污名。同时，其核心超脱了对于任何物质层面的追求。当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和生命，他就越受人尊重。 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必须学会自我约束的措辞和实践，否则他将无法在社会中立足，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自我约束。日本人相信，“合格”的自我约束可以提高一个人驾驭生活的能力。有些训练对于享受人生是有必要的。如果放弃了，不好好训练，你自然不会幸福。约束更多的是意味着磨掉“身体的锈迹”，使一个人他渴望成为的、闪亮锋利的宝刀。而当已达到“合格”后，他们便会开始追求“娴熟”，即自我约束的更高层次，或称为“无我”，代表了无论在世俗生活中还是在宗教中，一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之间“毫无断裂，完美衔接”的体验，就仿佛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简单来说，就是要去除掉“观察中的自我”或者“干涉中的自我”。日本人是很敏感的，因为每个阶层的人都是用那一套共有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观念来评判自己，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名声负责，为自己的家庭乃至家族负责，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负责。这些时刻提醒着人们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但也同时阻碍了整个民族的进步，每一个人都在时刻评判着自己和他人，小心谨慎，害怕出错，过度地在意别人的目光势必会不利于自我的突破。日本人渴望着“向死而生”，即“像已经死去一样活着”，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消除了一切的自我监督，以及一切恐惧和谨慎。他们既然已是死人了，就无须考虑行动方针是否合理，也就无须回报恩情了。他们自由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82d776c81c4bb4cf7ec4afe04a1b0717fd5b3b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