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 《菊与刀》的作者，是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二战后期针对败局已定的日本，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之托，研究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方式？二是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该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经过研究，本尼迪克特得出结论：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原有的行政机构。战争结束，美国当局的决策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测和建议一样。 没有去过日本，没有接触过日本人，我不敢妄言自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所以在这里暂且仅结合学习过的社会学知识，谈谈自己对书中涉及的一些日本文化现象的理解。 《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重点阐述了日本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份”的思想，也就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干什么样的事，不宜越俎代庖（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柏拉图所述的“正义”，两者的异同这里暂不赘述）。她解释道：日本人对天皇有着狂热的崇拜，认为天皇就是一切，由此才出现了二战中前一天日本军队还在各战场发誓为了国家甘愿战死，却在第二天随着裕仁天皇一声令下而顺服投降，不做丝毫反抗的“奇观”——这么大的改变如果不是对天皇有着神一样的信仰是做不到的，可见日本人承认天皇在地位上的与众不同。同时在日本的家庭内部，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仍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据此，本尼迪克特推测日本人具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想。 社会分层与社会的等级密不可分，这可以解释日本的社会分层现象——正符合马克思·韦伯以“权、利、名”为标准确立的三位一体分层模式。 所谓权力，在韦伯那里意味着为实现自身的意志，而无视他人意愿并支配他人的能力，权利分层体现了政治领域的不平等。在日本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有四个世袭等级：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他们从事着各种污秽的职业，比如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去兽皮者等等，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的说他们根本不算做人，因为通往他们居住地的道路都不计入里程。很显然，在日本的社会中，权力不平等是必然的现象。 利，当然是指不同群体间货币量的差别。虽然商人在日本的等级仅仅是在贱民之上，但是凭借着他们灵活的头脑，当然不会满足于自身的地位局限，而是通过各种办法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有些商人通过借出高利贷等方式赚取了大量的钱财，这时他们往往会利用姻亲的方式去改变自身的社会等级。比如有些人将自己的儿子“嫁入”没落的武士家族，这种方式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入赘者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姓氏而跟随女方的姓氏，这在日本是一件很谨慎很重大的事情。但是如此做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因为自己后代的社会地位会得到提升。另一方面，武士家庭因为贫困，也乐于接受这样的上门女婿，双方可以说是互利互惠。 声誉地位则是由社会公认的评价体系确定的，这是日本人无比重视的东西。他们会为了赢得声誉而苦练剑术、柔道，也会因为自己的名声受辱而切腹自杀，武士们对自身声誉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社会分层中“名”的标准说开来，日本人对名声的重视来自于他们“对名誉的情义”。这里的情义两字在我的理解中貌似可以换做“面子”二字，也就是他们对自己的面子负有责任，不能够受辱。日本人受到侮辱后，会咬牙切齿，伺机报复；如果不能立即报复，就更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因为他认为这件事关系到“对名分的情义”，是道德问题。也许几年之后 ，他会利用家族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磨砺剑术和柔道，毕业之后在大街上当众报仇，使对方出丑。总之，如果不能有朝一日报仇，就觉得“心事未了”。 这倒让我想起了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为了对比中国人的窝里斗而写下的：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不禁推测：要是这三个日本人互相有辱对方，估计就不是一条龙，而是三把刀了。 为了不受辱，日本人强调自重，这种自重出自外部的强制，而不是考虑到正确行为的内省要求。他们说“一个人要自重，因为有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就用不着自重”。这种极端的说法指明了：与其说日本人重视罪，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耻。由此本尼迪克特得出了本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相比于西方民族的“罪感文化”，日本文化属于是“耻感文化”。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他需要推测别人会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做出行动。 日本人的这一耻感心理正体现了库利的“镜中我”思想：通过观察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而形成的自我概念。库利认为自我或人格是社会的产物，是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的。他将自我意识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①我们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②在过出行为之后，我们设想或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③我们根据自己对他人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的反应。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人格。日本人正是十分重视这面镜子，因而十分在意社会生活中别人的评价。 但是在以耻感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感到犯罪的行为，那里的人们感到懊恼，这种懊恼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不能像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他反而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徒增烦恼。真正的罪感文化依靠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而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所以日本人的性格中存在着缺陷。 为了摆脱耻辱感，日本人注重自我修养，其自我修养概念很重要的一项是：圆熟。“圆熟者”完全意识不到“我在做什么”，他要追寻 “无我”之境。日本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观我”（自我的监督）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亦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当“悟”时，弟子发现就没有“观我者”了，只有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一个人，就好比一个小孩子，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的评论并据此来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旁观者，他极易受到刺伤，一旦升华而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他就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人在这种状态下就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观我”和一切恐惧的重负已不再横亘于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我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一点对于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考试、比赛，如果能达到圆熟的状态，那么就不会有着很多的羞辱感，也会有更好的心态和更大的成功把握。但是如果是一个达到圆熟的坏人，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在做坏事时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 这一点跟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划分有着关联。弗认为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最隐秘的部分，其基本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和冲动，它受本能驱动，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由于本我的各种需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立即和全部满足，个体必须接受现实的限制，学会在现实中获得满足，自我遵循的是现实的原则。超我则是人格结构中的最高的部分，它是个体接受社会道德规范的教养后而逐渐形成的，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在整个人格结构中处于管制地位，对人格的其他部分进行审查和监控，并遵循的是完美的原则。 如果以这一理论来分析，日本人的生活中“超我”一直在监督着自身行为，时常让他们产生的耻辱感，而他们的自我修养（达到圆熟为最佳）则是要通过不断的修炼，最后释放本我。这就太可怕了。 除了上面提及的一些内容之外，《菊与刀》对日本文化还有着很多经典的分析，比如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随便找来一部1961年上映的黑泽明的电影《蜘蛛巢城》，里面的主人公为了报答别人的友情，准备将城堡继嗣给其子，尽管他们二人之间有着说不清的关系。这很清楚的显示了日本人报恩的思想，也就是要有对社会的情义。 当然本书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地诠释了日本文化，因为本尼迪克特并未在现实中到过日本，她是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通过阅读书刊和日本文学及观看电影来获得研究的资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她的研究结论。就比如要是一个没到过中国的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时过多的接触了武侠小说和动作片，那么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中国社会是武功高强的人群集合体。用一些日本学者专业的术语来说，作者把特定的时代、特殊的社会集团的特殊心理看成是日本人普遍的心理，在方法论上有着非历史和超阶级的缺陷。 一位取名仁苏罗的人在其博客的文章《日本民族强者意识释析》（貌似是一本书）里分析了《菊与刀》的不足，他否认了本尼迪克特认为的日本人既好斗又温和、既黩武又爱美、既傲慢又有礼等等的矛盾性格是受小时候的教育不连续的影响，他认为这种性格其实是在“强者意识”思想、敏锐的感觉、自身意志力以及社会主导思想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而且他也表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没有区分不同阶级的文化差异，以偏概全。 最后，看这本书产生的一个很大感觉就是历史的变化很快，任何研究也不会摆脱时代的局限，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文化的部分结论在今天高速发展和改变的日本肯定是不符合了，这就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和文化研究这一领域中来。 后记：起初决定写《菊与刀》的读后感，是觉得它对日本文化的分析很精辟，看完收获挺大，就想主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看完书的思考。但是，写完后觉得在“历史”方面着笔较少，而课程又叫做“世界文明史”，所以暂且只把这篇文章当做读后感而不是作业提交给老师。至于作业，我另外又写了一份：《走近神话引发的思考——由读<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开去》，可见另一份文档。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8d1776b5527a5e9856a561252d380eb629423a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