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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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读书笔记 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看名字我就知道这是有关日本的书。菊花与刀，不正是日本的传统象征和性格代表吗？ 本着本身对日本这个国家、民族的兴趣和完成课余作业的压力，我开始翻看这本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特的著作。 想要读懂这本书，就要先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当时的历史背景。1944年，二战中的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急于制定战后对日政策。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受华盛顿委托潜心研究日本，《菊与刀》就是这一研究成果：一个作为文化问题的战争军事问题报告。其研究意见不仅为美国军事外交决策所采纳，也被日本本土称之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象征。这两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一旦和日本扯上关系，那就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文化内涵了。菊，令人联想到年轻温婉、善良甜美的年轻日本妇人，令人不禁联想到美丽的富士山，绚丽的红樱花。刀，作为冷兵器时代的经典武器，总是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而颀长精致的日本武士刀，更是象征着日本封建时代威猛、凶狠的武士形象，也代表着传承几个世纪的武士道精神。所以，本来在外人看来水火不可相容的两样东西，在日本这个民族的文化作用下，却被极尽完美地统一到了大和民族性格之中。正如作者所概括的：“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日本人这种令人挠头疑惑的古怪矛盾的性格，无疑成为西方文明希冀摸清的“神秘”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由于正值战时，本尼迪特无法远赴日本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只能在本土进行“远程调查”，因此，前人的一些关于日本乡土人情的研究的著作，就一定程度上成了本尼迪特写作的参考文献。但是前人的著作并没有涉及二战时的日本，所以本尼迪特的工作可谓是举步维艰。战时，有许多日裔、日侨留在美国本土，美政府对其进行行动和经济限制，甚至还把他们有组织地集中起来“看管”，有点类似于集中营。因此，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暂不讨论当时美国政府拘禁在美日裔、日侨的合法性和侵犯人权与否，被拘禁的日本人确实为本尼迪特的调查和此书的完成作出了一定贡献。 作者在书中很多地方提到了日本的“人情社会”和传统道德伦理。日本并不像美国那样重视自由平等，日本社会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这是两国不同的生活准则。使用不同的敬语，鞠躬和跪拜，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日本日常生活礼节。即使家庭生活中，也必须遵守以性别、辈分及长嗣继承为基础的等级制。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日本都有十分周全的等级制度安排。各层各级各司其职权，逾越则必遭惩罚。此所谓“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种渗透在普遍生活中的道德伦理观，是真正的“日本制造”。日本向外输出战争，目的也是为了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只不过他们设想位居等级高端的应是日本人。 作者提出，日本人的传统性格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耻感文化”，这和欧美文化中的“罪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以知耻为德行之本，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估计看过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的人都能看出日本兵的几个性格特点——日本兵被中国人抓住，扬言百死无憾，但是等到发现真的将被砍头时，却态度180度大转变，开始奴颜乞命，不惜对从来看不起的“支那猪”大喊“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待到被中国人有条件释放后，日本兵花屋小三郎又怕被同胞耻笑，百般掩饰自己在中国人村庄的丑态，这时候就是耻感文化在起作用。以及之后酒塚队长发起的对村民的大屠杀，花屋小三郎不顾村民之前对自己的照顾，反以白刃相报，可看出日本人性格中少有罪感，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大众和身边人的评价。 也许耻感文化就是造成日本民族“菊与刀”性格的原因之一。因为怕耻，所以日本人在人前总是一副大义凛然、谦恭礼貌的样子，等到了家中，或是密友聚会，则不话不说，无事不为，猥琐行径之数令外人瞠目。日本人的心理可能就是这样：我在别人面前，不能做让人耻笑的事，不能给自己，给家族抹黑，但是到了人后，我做什么都没人知道了，就能把平时不便发泄的“本性”给加倍发泄出来了。所以，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别人口头和心头的所谓“羞耻心”在支撑着日本人的道德伦理。我并不是在评判日本人的这种文化不如欧美主流文明的“罪感文化”，因为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明的文化形成成分，无关乎对错，我们也许觉得这种“耻感文化”很奇怪，甚至扭曲，这只是不同文化差异造成的偏见罢了。 从这本书中，我们也能了解到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相似之处以及大相径庭的分野之处。作为东亚重要的两个国家，中日文化的对比当然也能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本尼迪特在原文中说：“七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一些伦理概念，‘忠’、‘孝’原是汉语。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P82-83）总之，我觉得日本在吸收中国儒家文化时，很好地践行了其中的“忠孝之道”，但是她却摈弃了“仁”，这可能也是日本文化有浓重的中国影响痕迹但是却又有大不同之处的根源所在吧。 传统的日本武人、军人甚至平民百姓，他们对于上级（亦或是地位较高的人，下到藩领，上至天皇）的忠心，那是毋庸置疑的，官长让下人上刀山，绝不敢不上，让家臣下火海，定不敢不下。日本古代就有效忠于地方领主的武士，因为主人被害，齐心为主人报仇后，一齐自杀殉葬的故事。日本民间对于这种自杀殉主的事迹是非常崇敬和津津乐道的，所以，可见“忠”在日本是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的。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非常喜欢拍武士题材的电影，这和他从小的武士情结是有很大关系的。武士的忠肝义胆、侠义心肠、高超武艺都是黑泽明在电影里所标榜的。看了几部黑泽明的电影，印象最深的，还是武士的忠心。不管是“好武士”还是“坏武士”，他们都有一颗誓死效忠主人的心，所以很多武士的结局往往是很悲惨的，但是这种悲惨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士们自己选择的——也可以说是社会选择的，因为即使武士在城破主亡后不自裁，社会也会容不下他们的，社会觉得这种境况下，武士除了剖腹，别无他路。所以，以此看来，武士所表现出来的“忠”，在很大程度上也和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讲了那么多，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武士的忠诚一面，更多的是被社会包装起来的： 一、社会道德要求武士尽忠。因为主流道德是上层社会的产物，上层社会为了使自己更安全，肯定希望自己手下的武士个个忠心，这么一想，武士还真是压力山大啊。 二、“忠”迎合了主流人群对高层次道德的追求。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位贤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fa2845ea32d7375a41780e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