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批评》第六章读书报告 阅读人：高梓翔 阅读时间：2015年12月1日 一、 前言 我们关于电影的茶余饭后的“专业化”讨论，常常集中在影片中的故事、情境、演员的表演是否“真实”的议论之上。然而，关于同一部影片的真实与虚假的争论，却暴露了鉴定真实与否的标准并非客观天然。这些关于“真实”性的讨论，无外乎建立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参照着某种观念，如社会的观念、人生的观念与艺术的观念；二是参照着某种诸如“我经历过，我知道”等有限的经验，在这背后，同样是某种不自觉的价值、信念体系：我相信，我愿意相信„„；三是某种艺术欣赏或文化消费的趣味与成规惯例，比如欧洲艺术电影的迷恋者指责好莱坞电影的浅薄、恶俗、虚假不堪；而好莱坞电影的热爱者却击节赞叹它的逼真、细腻和优雅。人们早已发现，银幕世界，是电影的制作者们用光作画，勾勒出来一幅幅迷人的画面，即使是“纪实美学”，电影也只是“无限趋近于现实的渐进线”，而非现实本身。而电影研究、电影批评的意义，正在于揭示出电影的“书写”行为之所在。 二、 摘要 作者从具体电影的批评方法入手来进行本书的写作，具有文学案例研究的方式。在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前，戴锦华老师先简洁而概要地介绍这一种批评理论的大致情况，比如批评对象、理论来源、主要内容等等，然后再进入到对具体电影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这样就可以让我们非常细致地了解怎样进行电影批评。 三、 感想 《阿甘正传》1994年由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出品，由汤姆·汉克斯主演，获得六项奥斯卡大奖，被《时代周刊》评为近二十年来美国最伟大的电影。影片把美国二战后近三十年的历史文化贯穿于一位憨直可爱的小人物——阿甘的平凡经历中，因此这部影片堪称美国二战后历史的教科书。 影片讲述了主人公阿甘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生活经历，这段历史正是美国二战后波澜壮阔的三十年。影片用两种方式反映这段历史，即以特技效果将纪录片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与剧中的虚构情节和人物结合在同一画面中，进行直接交待，以及只有画面或标识或几句台词进行间接交待。直接交待的历史文化事件有： （1） 阿拉巴马州塔斯卡骚乱 （2） 肯尼迪总统接见全美大学生橄榄球队 （3） 越南战争 （4） 乒乓外交 （5） 水门事件 但是同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妇女权利解放运动等，却似乎被刻意回避了，并且关于乒乓外交后阿甘参与对中国的讨论，也流于片面化夸张化。 文章中首先剖析了电影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阿尔都塞首先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在他看来，国家机器：权力机构、法庭、监狱、军队等等，具有鲜明的统治与暴力特征。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可以仅仅凭借国家机器而成功统治。相反，它必须同时确立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阿尔都塞的表述中，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呈现为各种专门化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宗教、教育、法律（确切地说是法律观念）、政治、传媒系统和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和体育）这八种专门化的机构之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暴力的权力机器能够成功地统治或顺利地运转，提供某种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它不仅说明统治者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说服被统治者接收自己各自的地位和命运，尤其是那些不尽人意的地位和命运。 受阿尔都塞的理论影响，出现了不同的电影理论表述与批判实践，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让·路易·鲍德里的论文《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在鲍德里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效果已经内在于对电影摄放机器之中。因为电影摄放机的光学结构决定了它必然要在荧幕上重新建构一个文艺复兴式的空间。法国理论家福柯指出：其实所谓“人类”不过是一种近代产物。即，所有关于“人”的理论想象和阐释，其实都是现代文明的建构，是整个启蒙主义、理性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表述。电影则通过自身，构造并设置了先验的主体和想象的同一体，并通过观看电影复制或强化了这一想象。 人们通常所说的说教或宣传，无外乎一种自我暴露了的意识形态机制，它同时成为失效了的意识形态。如著名理论家齐泽克所说，使得控制合法化的逻辑真正要行之有效，就必须保持在隐蔽状态。我们必须知道，所谓意识形态，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某种错误意识，或者说，是某种谎言、骗局；相反，意识形态与“谎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功能，常常是某种谎言效果：它的每句话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所构成的社会效果，却成功地隐蔽了权力集团的真正的社会诉求与目的。 正如我们所观赏的《阿甘正传》，它的叙述可能是“真实”的，至少是可信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坐在公共汽车站上吃着巧克力糖的弱智者喋喋不休的独白。我们无法要求阿甘准确地、遑论有洞察地叙述当代美国的历史，他只是以自己有效的智力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但这部影片却的的确确是关于当代美国历史的叙述，一个有效地偷天换日改写历史的叙述。但后者，只是影片及感人至深的观看所产生的谎言效果。 在《阿甘正传》中，影片通过阿甘的视点，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风雨飘摇的历史，似乎颇为详尽地呈现了一次次的政治谋杀，包括一些不成功的谋杀。然而，绝非偶然地，跳过了这段历史中两次十分重要的政治谋杀：对和平主义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对激进派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的刺杀事件。而这两位人物在战后的美国历史中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影片中所呈现的人物；曾有人将他们称之为60年代美国社会的“梦想和梦魇”。我们认定，这一“未曾说出”的历史事件，是影片《阿甘正传》中重要的结构性空白。 在60-7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沼，青年学生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民主运动，与此同时，还有规模空前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但这后两者，在影片中却均处于缺席状态之中。不仅是对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的谋杀在影片中缺席，而且是整个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其中一系列震动全美的历史事件：自由之夏、选举登记运动、伯明翰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向华盛顿进军、瓦茨暴乱，在影片中都被涂抹得一干二净。与之成对比的是，影片中反战的和民权运动的骨干分子一律衣着肮脏、满怀怨憎、满嘴脏话、殴打女人。这似乎成了反叛者的肖像或漫画像。而在阿甘“平凡”而充满奇迹的一生中，与他的生命历程相交汇的美国重要历史人物都是白男人，甚至连阿甘和珍妮一起在黑人民权运动组织黑豹党的总部中遇到的也是白男人，于是，黑人民权运动的激进组织黑豹党似乎也只是白人社会的内部事件，而非黑人主体的社会运动。 而影片中的另一重要人物，珍妮，她的生活道路成为影片重写历史的一个重要载体。 珍妮被描绘为一个离家出走、反叛主流的迷途者，最终呈现为彻底的失败和自我毁灭。寻求解放之路的珍妮始终不曾获得任何意义上的解放，当她身着花孩儿的衣装投身反战与民权运动之时，影片却仅仅将她呈现为那个黑豹党的核心人物的宠物与殴打对象。一次次地，是阿甘、也只有阿甘在男人的暴力和侵犯中救出珍妮；但一次次地，珍妮再度离开阿甘，更深、更远地走向深渊。最终，使珍妮致死的艾滋，成为了对60年代的欧美世界的反主流文化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结局式呈现。 四、 结语 电影都是为宣扬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在九十年代初美国民众精神世界混乱空虚的情况下，《阿甘正传》，可谓一曲成功而及时的神话。它重写了历史，为人们对过去的迷茫找到了答案；它宣扬了保守主义，暗示了“不和谐”只能带来悲惨结局，而遵循“主流”可以让人们得到救赎。我们应该吸收影片人物中所具有的一些美好品质，但是不能错误地将光影中伪造的“现实”当作真实的社会。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c809d5b51e79b89690226b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