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所有灾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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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所有灾难的根源.txt老子忽悠孩子叫教育，孩子忽悠老子叫欺骗，互相忽悠叫代沟。▲ 男人 这花花世界，我要用什么颜色来吸引你。 中国人所有灾难的根源 容化 有空翻一翻《史记》，发现里头无论是本纪、表、书、还是世家、列传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正史”，因其作者司马迁的特殊身世成就了这样一部既非批判性又非歌颂性的著作，故其所载史实的可信度在历代“正史”中是最高的。但这就极易给后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中国人热衷于政治并乐此不疲。 但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里所录的“中国最早的一首诗歌”《击壤歌》却是另一种观点：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照此来看，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又根本不把皇权政治放在眼里，而这与《史记》的价值取向就有了本质的区别。 于是我明白了，原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搞“双轨制”，所谓的“正史”不过是士大夫们的历史。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太史令，其父司马谈也是太史令，这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庭，政治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他们最熟悉最关心的也就只能是历代的政治风云了。尽管司马迁从二十岁那年便开始了全国漫游，但他寻访之处也都是禹的遗迹和孔丘、屈原、韩信等政治人物活动的旧址，并未充分地与大众接触。后来，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辨护触怒了汉武帝，惨遭奇耻大辱的“腐刑”。从此以后，司马迁把耻辱化为撰史的动力，但他所能做，也只能是把帝王将相们的历史写得尽可能地真实。 由于《史记》在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后世的史学家们争相模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历史，便有了这样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什么“学而优则仕”、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显然，这些都是士大夫们所关心的，但在基础教育远未普及的封建时代，广大劳动人民并不关注这些文绉绉的“豪言壮语”，他们最关心的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眼前的二亩地，他们的最高理想是《桃花源记》里面所描绘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无政府境界。但现实往往不能如愿，皇权所及之处，老百姓常常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旦遇到荒年吃不上饭，就有一些胆大的农民起来造反；但即便是造反，农民起义军最感兴趣的也还是“苟富贵，毋相忘”、“均贫富”、“开仓放粮”这些“看得见”的经济纲领，却从未延伸至“更高层次”的政治体制层面。 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政治冷漠症，其病灶是小农的鼠目寸光；它不仅遗传，而且极具传染性——你冷漠，我也冷漠，大家渐渐都学会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理他人瓦上霜”。试想一下，连街坊、邻居有事都不肯帮忙，对待玄而又玄、远而又远的国家、民族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前题下，中国人的政治冷漠症也有可能奇迹般地“痊愈”，但接下来便是其后遗症——政治幼稚病的大发作。 在历次的农民暴动中，多数农民对本阶级中“揭竿而起”的这“一小撮”也是深恶痛绝的，认为他们是“贼寇”，是“叛贼”，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之。因为中国农民的基本观点是：“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王。”然而，“造反”的一旦闹到快要做皇帝了，“识时务”的中国人便都又祭起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幡儿。如在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乡民”们就普遍认为：“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于我们都没有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的安静的日子就够了。”①其结果便是“长毛”来了要杀，“曾剃头”来了也要杀，而老百姓只能洗净脖子等那儿。 也有不少做官的患上这种后遗症，只不过病情更加严重，影响更为恶劣罢了。 明末大乱，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先为一已私利投降农民政权，背叛了明朝；后又为一泄私愤自毁长城，让清军长驱直入，——他竟“天真”地相信满人打败李自成后，会遵守约定：割黄河以北的中国归他吴三桂，而黄河以南则归明。吴三桂做了汉奸，“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中近百万惨死的冤魂不会原谅他，最后这个卖国贼也不得善终，他的家族因他惨遭灭顶之灾。——眼前的现实利益最重要，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都可以放一边，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中国每遇外族入侵汉奸总是层出不穷的关键症结所在吧。 近百年来，中国屡遭日本欺辱，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早在1894年10月下旬，日军入侵辽东半岛，内地的中国人大都不知道（或不关心）中国和日本开战的事；偶有风闻，也认为是“外夷之犯顺”，而不信有日本国侵略中国的事。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军经过河南的一座村庄时，竟有好奇的村民拥上前来打听：“你们是张作霖的部下吧”。在全国抗战正如火如荼之际，还发生如此可笑又可气的事情，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现在有人认为十年“文革”是中国人政治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其实不然，“文革”是中国人政治冷漠症的必然结果，是政治冷漠症的后遗症——政治幼稚病的全面爆发。明明是荒谬绝伦的政策，明明是惨无人道的迫害，但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对此不仅视若罔闻，甚至还积极支持、参与，而另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则将“文革”视为争权夺利或公报私仇的大好机会。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失去理智”的中国人最后都分批分次地尝到了自酿的苦果。试想一下，当时的中国人如果有遇罗克、张志新那样成熟的政治头脑，中国还会有文化大革命吗？ 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政治冷漠症依然存在，就连海外华人也不能幸免。在一个法制相对健全的民主国家里，这一民族遗传病倒也无伤大雅——海外华人个个“闷声发大财”，一门心思赚钱，大多成了富人，往往比“原住民”还要风光。然而世事难料，印尼政局说变就变，无权无势的印尼华侨成了暴徒们泄愤的工具。继六十年代印尼排华事件之后，1998年5月，大批印尼华侨被抢、被奸、被杀。印尼华侨在两次浩劫之后痛定思痛，纷纷行动起来，组建自己的政党，打点高层政治人物——好在这还不算晚，可早点动作不是更好吗？ 中国人的政治冷漠症由来已久，至于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怎样漫延开来的，无从考证。但这种瘟疫的阴霾笼罩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上，给本已死气沉沉的中国历史，凭添了许多的悲凉。在封建帝王的眼里，老百姓是一种财富，同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一切资源一样，谁抢到江山，就归谁所有。统治者们把人民比做“树苗”、“雏鸟”或“水”什么的，就是没把老百姓当作“人”。所以就连“爱民”的孔圣人都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咱们老百姓也不争气，总是逆来顺受，自轻自贱，在残酷的压榨下只会苟且偷生。前面提到的《击壤歌》，说的只可能是一个理想国或一个偏远地区的生存心态，跟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生活无关，虽然人们常在梦里憧憬这一切，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唯一能做的也只是一边感叹“苟政猛于虎”，一边盼着“圣主”、“明君”、“真命天子”快快出现。 所以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赢得多少民间的尊崇，倒是激起了历代君王们的一致愤怒。至于“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以及“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这些亚圣语录，就连农民起义军领袖也都视之为大逆不道。“造反”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为此大为光火道：“这孟老头儿要是活到今天，老子非把他杀了不可。”中国最伟大的民本主义思想家却得不到中国人的真心拥护，真不知这倒底是谁的悲哀。难怪连一向崇尚民主的孙中山在革命屡屡受挫之后，也不得不如此勉励进步青年——“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不要处处迁就民意，甚至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②因为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非暴力革命不足以动摇。 纵观我们的封建史，不难发现，普遍患有政治冷漠症的中国人是世上最驯良、最易统治的族类——只要给他们饱饭吃，他们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非份之想，对他们而言，这时便是“太平盛世”了。只可惜这种政治冷漠症纵容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试问有哪个独裁者不想骑在老百姓的脖子上随心所欲呢？于是中国人的命运便在中国帝王们的喜怒哀乐间被决定了。当一个接一个的灾难降临时，谁也不会去究其根源，防范于未然。人民不是“听天由命”，便是“铤而走险”。新的王朝上台了，“辉煌”一阵儿，又蜕变成旧的王朝，然后又由更新的王朝来替代。就这样，有草吃便吃，没草吃就忍就熬，盼着下一个“太平盛世”，——中国老百姓只愿做沉默的羔羊。然而，“开元盛世”也就二十八年，“康乾盛世”不过百来年，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于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便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往复中永无止境地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喜剧。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5bea0b669dc5022aaea004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