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人文能否和谐相处、良性互动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既有生物属性、心理特性，又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因此，医学比任何别的学科更强调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服务予人是医学的最终价值目标。要进一步充分发挥生命伦理的作用，力求医学与人文的协调、平衡，但又不能不看到，单靠生命伦理是不够的。 一个好的医生，就是承诺对病人实施“最好的保健”的医生。现代医生面临的挑战是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步是强调：成为一名医生，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知识，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奥斯勒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而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会感到医生愿意花些时间对待他的病人。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目前，欧美各国医学界已深刻地认识到加强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许多大学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都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和实践训练，以促进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疗过程中，贯穿着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今时代仍然光芒四射。遗憾的是，在西方医学技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也表现出类似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甚至在传统医学的临床实践中也出现忽视人文关怀的倾向。 如何重建科学医学与人文医学的结合和平衡，是医界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庄严申明：“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及由此带来的应用，为改善个人及全人类的健康状况的进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这种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和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这段话深刻表达了生命伦理的基本精神：寻求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并且把人的权益放在首位。 当今生命科学的发展，比如克隆羊“多利”横空出世、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突破、人类基因组的解码等，都提出了诸多棘手的伦理问题。同时，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等医疗技术的重大进展，也提出了器官从何而来、如何分配以及“谁是父亲谁是母亲”之类的难题。这些都昭示人们：现代生命科学和医学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继续坚持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两分已不合时宜。生命伦理学的兴起正是为了适应在生命科学、医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的需要。这在生命伦理学广为流传的四大原则“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中体现得很明显。 尤其重要的是，生命伦理学已逐步制度化，主要表现为各级各类伦理委员会的建立。从国家级的伦理委员会到医院伦理委员会，从审查药物试验的伦理委员会到审查干细胞研究、器官移植等高新科技的伦理委员会，凡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都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并接受监督检查。参加伦理委员会的，有伦理学家、法律学家、生命科学家、医生等。如果是机构伦理委员会，还必须有机构外的专家或社区代表参加。这就为科学家、医生和人文社会学家的对话、交流和合作提供了一个“理想平台”，有利于保护患者、受试者的权益，也有利于科学的健康顺利发展。从宏观上看，比如1997年克隆羊降生的消息发布后，全球震惊，能不能“克隆人”争议激烈。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在听取公众意见、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报告，明确认定克隆技术应予支持，但“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背离人的尊严，不能支持。这一报告逐渐成为共识，起了很好的作用。从微观上看，比如上海曙光医院的“伦理查房”，检查住院病人的治疗、手术是不是经过知情同意；在身体检查时有没有用屏风遮挡，以保护病人的隐私；不允许医护人员叫“04床”、“06床”之类，而要称张先生、李小姐等，这些小事受到热烈欢迎，传遍全国。 显然，要进一步充分发挥生命伦理的作用，力求医学与人文的协调、平衡，但又不能不看到，单靠生命伦理是不够的。这是因为，生命伦理这座“桥”能否架设起来，“桥”是不是牢固、畅通，均取决于社会。公正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资源分配、利益分享和风险承担都要公正，但如何做到公正呢？伦理委员会当然可起一定作用，只是作用有限。别说我国尚未建立国家级的伦理委员会，就是建立了也不可能掌握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权。再看常说的“医德医风建设”，当然要常抓不懈，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各行各业都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道德，重效益、轻诚信的大背景下，医德医风建设能一枝独秀吗？还有，我国约600万医务人员要维护13亿人口的健康，有的医生一天要看七八十、上百号的病人，能一点没有疏忽、保证个个满意吗？而要改变这种状况，生命伦理可能更鞭长莫及。 前面说过，不宜把医务人员漫画化、妖魔化。在我看来，医学人文精神之核心无疑是增进人民的健康，关心和爱护患者、维护患者的权益。同时，也应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和尊严，保护他们的权益。这样说决不意味着医务人员不要努力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改善自已的形象。讲到人文素养，往往人们会联想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些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医疗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生命的敬畏，对病人的爱和感恩——像大家闺秀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每天晚上总是提着灯为伤病员盖衣被；像我国妇产科的奠基者林巧稚看望产妇时，总是用自己的手温暖铁床架，以免产妇接触冰冷的床架；像手外科权威顾玉东院士一再感谢病人和家属的理解和支持，真诚表示病人才是真正的“恩人”，便是人文素养的生动体现。因此，除了必要的知识教育和培训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非知识的道德实践。 解决医学与人文的冲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个持久的、动态的、艰难的过程，让我们共同为化解医学与人文的冲突、促进医学与人文的良性互动而努力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7b6a6431a37f111f0855bd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