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课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课文相关资料 一、女儿追忆梁实秋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 亲生前的鼓励，是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 1.负笈赴美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恋爱；二是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二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2.好友闻一多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峻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二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了一生。 3.几位老友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冰心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但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4.洋派文人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平。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平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平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平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我们一家人又在广州团聚。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平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是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人死也不会分开的。 5.台湾生活 1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加班也要把落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是件苦事，因为它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我小时候并没有深刻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时的地道做法，然后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中。 6.父母感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告慰母亲。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二、梁启超逸事 1.梁启超妙对杏花联 梁启超十岁那年，一天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一进家门，他便被院里一株蓓蕾初绽的杏树迷住了，并偷偷地折下了一枝，遮掩在宽大的袖筒里。谁知，他的这一微妙之举，恰恰被父亲和朋友家的人看在眼里。他的父亲教子甚严，但又不好当面开口，便匆匆走进客厅落座了。 筵席上，父亲总为儿子这件事惴惴不安，一心想不露声色地暗示儿子一番。为了活跃气氛，父亲便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小启超不知父亲的用意，毫无思想准备，但凭腹中的才学，自信不会出丑，于是满口答应下来。 父亲略加思索，作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小启超听后一惊，恍然大悟，但也未显失色，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出口，堂前喝彩不已。梁启超的父亲早忘了那件不体面的趣事，他为儿子那字字珠玑、音韵铿锵、对仗工稳的下联陶醉了。 2.向学，举人拜秀才为师 梁启超考中举人后，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学问，仍然继续努力学习。他的同学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谈到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写了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本来康有为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的人，如果让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的。”于是徐桐抽去他的试卷，使康有为落榜了。但这次上书却轰动了整个北京官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声望。陈千秋说，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c2bca227d1cfad6195f312b3169a4517623e5c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