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非借不能读也 “书非借不能读也”语出袁枚的《黄生借书说》。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诗人、诗论家，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 “书非借不能读也”翻译应为：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好好地去读。意思可理解为：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静心阅读。借来的书要着急还给主人，读来有迫感，更会认真尽心的阅读。当书是自己的时就会束之高阁，不会很紧迫地读,效果自然不如前者。 下面就来讲讲借书的历史渊源。 据史书记载，早在两汉以前，读书人已开始相互借书。但由于印刷术未发明，借书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成语“凿壁偷光”就讲的是西汉的匡衡，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书，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非常贵重，有书的人不肯轻易借给别人。匡衡就在农忙的时节，给有钱的人家打短工，不要工钱，只求人家借书给他看。这也可以间接反映出当时借书是件难事。 唐末时有“借书一嗤，还书一嗤”之说。嗤，笑也。也就是说，借书给人可笑，还书给人同样可笑。到北宋时，印刷术已大为流行，“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说在社会上也非常流行。此说后来又被人演绎为“借一痴，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所谓二痴，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今人云：‘借书还书，等为二痴。’”所谓四痴，宋方勺《泊宅编》载：“借一痴，借之二痴，索三痴，还四痴。”意思是说：把书借给人是第一个儍瓜；借了人家的书又还给人家是第二个儍瓜；把书借给人家，人家不还，还去索讨，是第三个儍瓜；别人来索讨，就把书还给人家，是第四个儍瓜。总之一句话，书籍不要借给人，借了书就不要还，否则就是儍瓜。这说法有些乖张，如果说借书、借之书、索书为“痴”的话，还书怎么也“痴”起来了？这种借书还书的道德观念自然不足法。 宋周辉在《清波杂志》里就直斥“痴”之说“殊失忠厚气象”。他考证说，借书之“痴”本不应为“痴”，他的“古人”其实说的是另两个同音字——“嗤”、“瓻”，所谓“借书一嗤，还书一嗤”、“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后来被后世演绎或误传为“痴”。此说在《泊宅编》中也得到证实，“古人云：借书一嗤，还书一嗤。嗤，笑也。后人伪为痴字”，“前辈又以‘痴’为‘瓻’。瓻，酒器也。盖云借书以一瓻酒，还之亦以一瓻酒。” 清刘体信《苌楚斋随笔》之《论借书事》篇，引用宋、明数书文字证实“痴本作瓻”：“瓻，盛酒器也。” “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书盛酒瓶也。”“贮酒器。言借时以一瓻为贽，还时以一瓻为谢耳。” 嗤瓻二字，最早的说法当是瓻。在活字印刷尚未发明、雕版印刷又不普及之时，得书不易，全靠手抄，借书还书都是了不起的事，大家彼此都很珍重，所以才有借书还书皆以酒醴通殷勤的美德。但是这不好吧？借一次书要花二瓻酒，两个五斗也不少，买不起、买不到书的人，恐怕借书也借不起。还是“嗤”好，借书时相视一笑，还书时再相视一笑，如果借书人家再端上一杯清茶，你一言，我一语，交流交流读书之心得，那该多么有君子之风。 可是，“嗤”、“瓻”最终还是变成了“痴”，中国读书人还是养成了借书不还的“优良”传统，以及书未可轻易借出的“行业惯例”。 有的干脆明言书不能借。好几本宋清古人笔记提及，晋人杜元凯教训其子：“书勿借人。”甚至还有人竟将借书与孝道联系了起来。 宋周辉《清波杂志》之《借书》篇载，唐杜暹在自家藏书楼写道“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百善孝为先，不孝不仅是严重的道德品行问题，而且在古代是要受律法惩处的。而借书居然跟孝道联系一起，可见书在其心中地位的崇高。这卖先人的藏书为不孝，还说得过去，将书借借也是不孝，太严重了。还好宋《太平广记》辑之唐人书中的说法，对此给予了否定，杜写的其实是“倩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来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没说借书为不孝。 《泽山杂记》里有篇《景清借书》，说有个叫景清的人，风流倜傥，注重气节，考中举人后上京城国子监就学，见一个室友在看一本罕见的好书，经多次苦借，对方勉强同意，不过限明日即还。天刚亮室友就去索讨。景清说：我不知道什么书，也没有向你借过呀。室友气愤不已，向官长申诉。景清便拿了一本其它的书去见官长，说：这就是我夜里读的书。随即诵读起来。官长问申诉的学生，那书是你的吗？那学 生不知如何回答，被官长斥骂出去。景清也紧随而出，把原先的书奉还给室友，说：我看你如此珍爱这本书，所以才跟你开个玩笑。景清此举就有点恶作剧了。从中也可窥探古人有书不轻易借人。 有的藏书者即使勉强借出，也常常附加苛刻的条件： 1.索取礼物。据何蘧《春渚纪闻》卷二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野客丛书》卷十说：“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还有《黄山谷借书诗》中也有“不持两鸱酒，肯假一车书”。 2.必须互借或抄。如清初藏书家曹溶所订《流通古书约》中：凡借人家书，必先带上自己的藏书目，登门交给书主过目。书主看过以后，如果发现有自己也想看的书，那就约定日期，各人到对方家中去抄录，而且所抄书的数量必须对等。抄完后将抄本带回，原书不准带出门，以防遗失。“抄书”是古人常常运用的借书方法之一。明代翰林学士宋濂，勤奋好学，年幼时依靠“借书”、“笔录”而得以“遍观群书”。“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就借自己的借书抄书经历，以勉励东阳勤奋读书。 3.借阅手续繁多。如光绪年间广雅书院梁鼎芬立的《丰湖藏书四约》中有“借书约”规定：“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之期，限以十日„„” 4.地方长官、衙署幕友、学校教授官、监院等不借，因这些人“公门转折，事繁弊杂”，怕书借出后收不回来。清末民初湖南藏书家叶德辉，曾在《藏书十约》中写道：“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其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仆人不得从入藏书之室。” 可有的人照借书不误，有的对所借之书一去不回也有妙法对付。《苌楚斋随笔》中还记录了一个借书的奇人，“同辈中惟南陵徐积余观察乃昌，如借他家之书，有残帙缺损者，能代为补缀，必力为补缀”。“代为补缀”之“代”字，说明徐将书补好后，是要归还的。这样的奇人，无复得见，不知其后人何在。元代刘祁在《归潜志》卷十三言：“如蔡伯喈之秘《论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归者，尤可笑，君子不夺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有假人物而不归之者耶？因改曰：‘有书不借为一痴，借书不还又一痴也。’”明代范钦为其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立下“书不借人，书不出阁”的家规。而明朝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则说：“以书借人，是仁贤之德，借书不还，是盗贼之行，岂可但以痴目之哉。” 《清波杂志》作者周辉，也是对付赖书者的“高手”。他读过唐庚的《失茶具说》一文后，想出高招。唐文说，他家茶具被人偷了，他让老婆不要寻找，因为偷茶具的人必然是十分喜欢那茶具在偷，偷去后必然“宝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所借之书一去不回就算了吧，那书反正也得其所，有何舍不得的呢？ 古代借书如此之难，所以那时的知识分子，读书确实不易。但世有能人，《苌楚斋随笔》载，明归有光想找一个叫魏八的人借苏东坡的两本书，可魏八不借，他便写信给官场上的朋友，让其“为书求之，（魏八）畏公为科道，不敢秘也。” 魏八畏惧官老爷，才不得不借。 但是，随着图书馆或图书楼的出现，借书之难大大减轻了。按一般的说法，我国公开图书馆应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端方督江苏时创立的江南图书馆为最早。当然，从命名来说这是最早的，但实际上可追溯到南宋。《广信府志》记载：“绍熙、庆元间（1190－1200年），直敷文阁赵不迂（晋臣）建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谓邑人旧无藏书。士病于所求，乃储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几度，俾能纵览。”另外，在《稼轩集词题》中也有记载，有个名叫郑文英的人，在福州建了一座“巢经楼”，楼旁设“尚友斋”储备了不少图书，需要借书的人可以在斋中自行取书阅读，但不得携出。 由此得出中国古代文人借书读书的历史之久，借书之难，读书之不易。而现代的科技水平远远超过古代，在互联网、图书馆上便可读书万卷。正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所言：“三更灯火五更鸣，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身为学生，更应“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腹有诗书，气自华！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da5033d854769eae009581b6bd97f192279bff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