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记忆与被颠覆的历史—“自下而上”的民间叙事与“自上而下”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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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记忆与被颠覆的历史—“自下而上”的民间叙事与“自上而下”的历史研究 历史学的田野方法虽然区别于社会学、人类学或民俗学层面的常规田野作业方式，但是历史学家亦能从散见于民间的诸多族谱、碑刻等文献资料及口头传说、故事等多重叙事话语中，为区域社会的“小”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大”历史同时发声。而他们对待西方史学理论的细致洗剔和对文献史料剥丝去茧的甄别，治学严谨之功与思辨锐利之巧，值得民俗学学习。社会学、民俗学所侧重的民间叙事和记忆（以口述史为例）是自下而上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颠覆，同时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丰富的史料补充。 历史学家赵世瑜对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解读堪称其社会史研究“以小见大”的典型。通过数则传说故事，他将特定区域社会的传统祖先记忆、生活家园的重要象征以及族群的演变历史分析的非常透彻。他根据大槐树传说故事的文本分析、族谱解释，得出了“某些传说故事的写入、作为家族历史流传，族谱这样的文本又成为口述传说的载体，共同夯实和传递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的重要结论。双向互动下的记忆过程是村落文化生活中的一项基础资本，传说进入族谱，对当地民众而言，它就是可信可传的史料，族谱所言又被遴选摘录至历史研究的相关学术著作中，历史就如此被亦真亦幻的建构。 （一）传说故事：叙事背后的心态史 一定程度上看，大槐树移民的大部分记载故事的背后“心态史”的真实才更有价值，即北宋之后，北方地区的民族混居造成了一种族群认同的焦虑，这一传说其实是明初和清初紧张的民族关系的体现，而在民国期间，“同祖同源”也成了国家建构的有力根据。而胡人盗宝的故事则是南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取代了经由西北的商道，胡人因此被南蛮取代，而整个帝国的经济中心的南移导致了北方的衰落，“南蛮盗宝”的故事正是北方人这种羡慕和失落的心态的写照。我们暂不评判社会史是不是作为方法论来看待，但一个传说的文本在此研究视角下，能够开始活化起来，它成为我们了解另外一个历史真相的佐证材料，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也就是一个思想史的呈现过程。至于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因研究过程对象与方法从来没有绝对的分离，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将视角与对象适当兼顾，有机结合，当然这绝不是低估研究视角的选择对于社会史研究的创新意义。 （二）历史节点：叙事、记忆与历史的三重维度 首先我们需承认所讨论的村落叙事是基于对民俗学村落叙事方式的意义认可层面上谈。以李生柱研究的白毛黑狗传说为例。他认为，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传说的研究逐步从文献资料的梳理和类型学的分析转向在田野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传说与民众生活地方历史的关联，呈现出一种民俗文化整体观的研究范式。传说既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历史——它反映的是当时民众生活世界的真实；又是一个工具，可以建构历史——它形成与传承的过程，即是它建构历史的过程。正是白猫和黑狗的传说建构和解释了两村的村落关系历史。一种民俗事象，在村落中的某些人眼中，它可能很是一回事，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它可能并无太大影响。例如烧大牛和烧大马主要在于操持人如何去操作，本身承担烧大牛和大马的主要负责人在最初就知道他的一言一行与仪式效果会直接影响到他在村落中的影响，哪种行为不会被村民在背后戳脊梁骨和开玩笑的谈资 其次，叙事的意义和价值认定与传统、历史息息相关。就人们的一般观念而言，历史是指经过证实的、可信的关于过去的事实。鲍辛格的分析话语十分尖锐：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从研究对象上不得不和各种传统打交道。它的问题在于；一是倾向于把传统看成静止的，不接受任何改变；二是把民间文化中保留的传统从根本上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质疑的。进而他指出：一个传统并不因为古老而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正好相反，恰恰因为有价值它才古老。潍坊东永安村的烧大马仪式，为何在民众的口头表述中是“历史悠久的”、“传延很多年”的呢？被包装后的烧大马仪式活动本身除了凝结了乡民的物化“价值”之外，它对于民众的精神世界的砥砺和支撑，又怎能简单的加以“不懂传统、随意为之”的否定呢？这种内化于百姓心中的精神“价值”，其实丝毫不逊于前者。从这一点来看，民俗传统的价值，与古老无关，却与价值紧密相关。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自我认定的“传统”视为真正的有价值，而烧大马和大牛则明显的展示出因为有价值而被附加上古老的传统，这在很多以民间信仰仪式为生活资本的村落都属常见。鲍辛格的反思固然有他的实践之理，在民俗学研究范畴下，颠覆了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传统与“价值”，这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这就是赵世瑜所认为的，对于某个个体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在学术思想史中是否把握了问题仪式的序列，或者自己的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只要时间的历史指针不停走动，这种历史的问题就不会停歇。研究也不会终止。 最后，传说故事、叙事及记忆共同颠覆了原有的历史。刘宗迪曾提出，由分析传说故事入手，但用意却不仅在于故事，而是旨在通过对民何故事的对比分析揭示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并反过来结合民俗文化背景理解民间故事。从故事发现历史，由历史理解故事：历史与故事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叙事文体，历史务求平实，而故事则贵乎出奇，但奇异闳丽的故事却并非个别好奇者的向壁虚构，民间故事的产生和演变，总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制度为背景的。而传说产生与流变的过程本身恰恰是一个历史的真实。透过这一层，转而理解这件事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舆论、造成这种社会舆论的历史动因以及后人对此的历史记忆。顾颉刚认为传说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一层层叠加、黏附的过程本身也非常值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表述方式会无形中影响到文本的结果。传说与历史记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赵世瑜最后所总结的：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历史记忆具有可选择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思考历史记忆问题会有助于开发出更丰富的重写历史的资源。总之，传说与历史的双重解读或许就是赵世瑜历史之小与历史之大，传说、故事、族谱、民间文本，都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重要佐料。走到这一步，历史研究又将通往何处呢？面对被传说故事、叙事及记忆共同颠覆了的历史，给出答案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问题。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237e1caf042336c1eb91a37f111f18583d00c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