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认为，可以将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5篇，主要是介绍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征；第二部分包括6-9篇，介绍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动力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第三部分包括10、11、12三篇，主要是讲在古代官僚政治下，官民两个阶层的生活以及官僚政治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后，作者论述了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以及对官僚政治前途的预测。 第一部分 本部分第一篇对官僚政治进行了定义，作者认为官僚政治可以分为社会表现和技术表现，其社会体制上表现为，“官僚政治是政府权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其技术上表现为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被动的刻板的应付，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不负责任，不讲效率，假公济私等。他认为，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 为了与中国官僚政治相比较，作者在第二篇引出了西方国家的官僚政治，从世界经验来看，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专制主义越长，官僚政治越长久，自由经济就越难发展。本篇中作者提到了英法、德俄、美国等大国，并提出“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显然都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美国除外）。 紧接着，作者开始把我们引入中国官僚政治的主题中，从“诸特殊表象”到深入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涉及到了官僚内部的利害关系和官制精神。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表象，作者认为这种特殊表象有三个特点：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政治形态几乎没什么大的变化，一直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延续性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能适应、能运用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文化事象，并且在各方面造出与它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来，它的作用和影响因其包容性而相应增大；官僚政治同中国各种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各方面发生密切关系，例如中国以父权为中心的家族之和宗法制，儒家学说就为官僚政治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传统和文化环境。中国的官僚政治对中国人的思想活动及他们的人生观等各方面全面的支配，并使所有人都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这种贯彻性所带来的的功利主义和历史惰性使他们相信除了专制政治之外，不再有其它理想。 至于社会经济基础，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封建的地主经济基础上的，“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且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君主与官僚间，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 中国的官僚阶违既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有 “自己的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统治阶级。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官僚的任用，皇帝也要考虑权力的威胁又要真正的选出有才能的人，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选官方式历经多次变化自重定格在了科举上，因为科举既可以发挥包容贯彻的性能，又能够为官员的选拔提供一个公平的标准。 第二部分 这部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发展的动力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其中包括儒家思想、门阀以及推动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杠杆——两税制和科举制。 官僚政治很注意对思想精神的控制与把握。通过这种方式，使统治者对社会财富并不合理的独占创制出合理依据，并运用这种合理性去继续独占更多的社会财富。汉代以来，适应官僚政治的思想精神来自于儒家学说，儒家学说至少有这三项可以利用的内容：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纲常教义。在实质上，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关于门阀，中国自秦以来就不再有“生成的”贵族，而是凭借“以学干禄”或“学而优则仕”做成的，但是官僚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即使没有完全把当时官制要求的诸般条件丢开，却至少在某种限度，反而借着其中的学识那一项条件的帮助，把“生成的”作用加大了；血统、家世、门弟愈来愈变得重要了。 两税制和科举制是推动官僚政治向着高度成熟发展的巨大动力。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两税法以其简单的特点、平等的形式和充当掩饰土地兼并外衣的特性而为官僚政治所青睐。统治者认识到，征税以维持统治的有效办法，不是独占对土地的直接控制，而是承认既有土地私人占有的事实，以改进赋税。两税法的精神是“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同时，均田制因其不适合大一统时代人口流动与控制税源而被弃用。 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客观标准的不存在（德行，才能，治绩），同时确立品级的权力由高层官僚把持，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使得社会各阶层缺少了流通，对于官僚阶级的统治来说不是好事情。官僚社会的融通性或韧性，就是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让一般所谓“下品”或“寒人”，也有上达的展望，而当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文化传播接触较为频繁，有较多人民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场合，更须把封锁的仕途开放一些，“藉以冲淡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更须把统制思想与统制仕途的方法打成一片，藉以成就教化与治化的统一功能”。科举制满足了官僚政治的这一需要，科举制的生命也一直由隋唐延续到了晚清。 第三部分 “官僚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官僚或士宦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态，能够充分地从相反的方面显示出其对极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形态的轮廓。在中国，升官与发财总是联系在一起，因为当官可以和商人勾结，官商共同牟利，官官相护，相互贿赂，因此官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财道，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而反观农民，尽管他们在法律上所享有的“自由”较多，但是在现实中所遭受的压制非常苛刻。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是把农民的无知、孤立、被束缚于宗法社会组织和对政治的不关心作为其存在的条件，这也造就了中国农民极强的忍耐性。 “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这种官僚制度把生产力压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无法突破原有的水平，也难以有质的提升。但是地主经济下的中国官僚政治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与贯彻性，商业也只是依附于官僚政治，制约着中国产生新的社会机能，然而，并不是不允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 第四部分 中国的官僚政治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步入了现代化的阶段，现代化所要求的条件在战争前就已经具备，但是鸦片战争巨大的诱发作用使得原有的障碍更加容易破除，因此鸦片战阵充当了一个转折点。在列强侵略过程中，新兴政治经济力量不断增长，使官僚政治开始转型；但是它所寄托的农村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却始终只有动摇、分解而不曾根本变革，同时又因帝国主义在中国一直需要维系既成统治以保障并扩增其既得利益，所以中国依旧受着官僚政治的支配。 现代化产生了与买办和金融相联系的新官僚政治，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利害关系的变化而相应做出改变的，不是知识分子一时兴起的产物。新官僚政治与旧官僚政治相比，受外国影响较大，更加洋气，更加明目张胆地求利，功利倾向更严重。新官僚政治有强大的官僚资本，但却没有坚实的实业基础，同时又“以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统治方式加速把农村社会赖以维系的旧生产组织、伦常关系从根底子以破坏了”，所以这样的官僚资本只能是新官僚政治的掘墓人。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5f33f2a2af90242a995e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