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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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 [摘要]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不同语言和文化以及其所承载的原文与译文、作者译者读者等主客体。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处于中心地位，既是原文读者，同时又是译文的创造者。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文章从译者的主体性着手，分析译者对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的主观影响，揭示译者主体性的双重性特点。 [关键词]主体性 双重性 理解 表达 翻译既是一个不同语言文字之间转换的过程，又是一个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交流的过程。翻译的复杂性在于其涉及原文与译文、作者译者读者等主客体关系。长期以来，传统的译论过分强调译文与原作语言上的“等效”“等值”，忽视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地位。许钧在讨论译者主体意识时曾说：“就翻译实践本身而言，不管翻译者持怎样的翻译观，或者在翻译中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某些原则，译者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是存在的，因为即使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忠实的仆人，也必须去面对从一种语言到另一处语言这一脱胎换骨的变易。读者只能面对译者，透过译者的口吻，去想象原作者的意境。”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从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作品的理解和阐释、翻译策略的选择，到语言文化层面的艺术再创造，贯穿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对译文起着决定性作用。文章拟从译者的主体性入手，分析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对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的两个阶段的影响，以期对翻译主体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 一、译者主体性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体系之间的转换，它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作为沟通作者与读者、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桥梁，他的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沟通与交流的顺畅。译者在理解原文和译文表达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生活经验、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审美观念和欣赏习惯等诸多主观因素融入到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中去。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援引法国文学社会学家诶斯卡皮“创造性叛逆来”来形容译者“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背离。” 现在我们以简·奥斯丁的《爱玛》中一段的两个汉译本为例，看译者的主体性在解读和阐释原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原文：…and, therefore, I say that if you should still be in this country when Mr. Martin marries, I wish you may not be drawn in, by your intimacy with the sisters, to be acquainted with the wife, who will probably be some mere farmer’s daughter, without education. 刘重德译：所以我说等马丁先生结婚的时候，你若是还待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愿你不要因同她姐妹的亲近关系而结识她太太，她可能只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没有受过教育。张经浩译： 所以，如果马丁先生结婚时你还住在这儿，可千万别碍着她两个妹妹的情面去搭理他的太太。说不定他会娶个十足的乡下人的女儿，没有一点儿教养。 这是爱玛对哈里特小姐说的一段话，爱玛反对哈里特与马丁交往，因而言语中充满对马丁的反感情绪。两个译文在语言意义层面上，都很大程度实现了与原文的对等，但在审美体验上，不同的译者根据自己的体会，理解在特定情景下人物的情感和态度，流露出不同的感受。刘的译文人物语气比较平淡，行文有些生硬；张的译文流畅自然，爱玛的个人的抵触情绪通过“十足的乡卜人”“没有一点儿教养”跃然于纸上。译者各自的直觉想象、情感经验、学识涵养和双语能力等主观因素都能影响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产生出不同的译文，恰好应验了那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名言。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具体表现为：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查明建和田雨）。换言之，译者作为主体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他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以自身文化为参照对原作进行吸收、消化和选择性地再现。 三、译者主体性的二重性 翻译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译者处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担负着作者和读者的双重期望，其主体性因而变得相当复杂，具有矛盾二重性：一是原文阅读者（接受者）；二是对原作进行加工的再现者（创造者）。在“接受者”和“创造者”的双重身份下，译者主体性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在第一个阶段，译者是原作的读者，必须细致阅读原作，结合原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力求准确理解每一个句子的内涵，把握用词特点及作者的风格。伊瑟尔认为：“艺术作品是一个由多层次结构构成的意向性客体，它包含了许多没有得到质的确定性的潜在因素，称之为‘未定点’。”（马新国，2002：581）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与非完整性正是作品无限生命力之所在，它引导读者进入文学作品的广阔殿堂，激发他们展开丰富的审美和心灵体验。译者对原作阅读、理解和阐释，必定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先在知识和期待视野，对未定作品的空白进行填补。同一时代的译者因接受水平不同，对原作的“未定点”、“空白点”的填补不同；不同时代的译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其接受水平相差更远，填补就更加不同。因此，一个文本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民族的读者阅读，由于读者接受的客观条件各异，这个文本同脱离作者之手而问世时的文本已大不相同，它经历史上不同民族读者的阐释，已形成不同的作品（陈惇等，1997：478-479）。所以，任何文学文本都是多层面和开放性的结构，其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凭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感觉和知觉经验的具体化，填补作品中的意义空白。译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但译者与一般读者的再创造不同。译者要承担传递原文的责任，他要在最大程度地保全原作完整性的基础上设法挖掘作品潜在的意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646418ec47da26925c52cc58bd63186bceb92e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