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暂时拟定的地名“定军山市”,这些日子陕西勉县吸引了不少关注。有人就提议,算一下因为改地名而增加的开支。当然,勉县的地名更改,源于撤县设市的契机,即便沿袭原地名,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支出也难以避免。但对于那些有意更名的地方来说,改地名的成本账,值得好好算一算。(8月3日《人民日报》)
@燕赵晚报刘建国: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更改地名现象频频出现,甚至成为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那么,更改地名的背后,到底是否会产生预期利益,是否会衍生相应的附属价值,则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应该说,一个地方的地名被随意更改,暴露出地名更改过于随意,地名更改的权力被过度集中,缺乏法定的程序标准规范。
不可否认,当前的地名更改并非缺乏法律依据。遗憾的是,虽然《地名管理条例》规定了地方更名权不能被滥用,但其中的法律规定明显过于笼统和原则化,缺乏实际操作性。如此之下,在地名更改法律规定不完善的情形下,一些地方政府则将地名更改权进行“扩大理解”。
不可否认,一个地方需要发展,地名更改也不是并不可行,但地名不应该随意被更改。从根本上来看,一个地方的地名并不是政府的私有财产,而是关涉广大公众利益的公共财产和资源。正因为如此,面对地名更改,应该赋予市民公众充分的话语权,由民意的公约数决定地名是否应该被修改。比如,在《湖北省地名管理办法》中,规定“应在征得有关方面和当地群众同意后予以更名”、“对于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等等。该法律规定将地名更改权赋予了公民个人,并保障了更名程序的公开透明,确实值得借鉴和学习。
地名更改乱象的存在,佐证了当前立法设计中,缺乏对民意的考量和尊重,更改程序和标准过于模糊和随意。由此,避免地名更改乱象的滋生和泛滥,关键应该完善法律规定,遵循公开透明的程序设计,让地名更改与民意达成默契。
@潮州日报洪巧俊: “撤县设区”,我始终认为是瞎折腾,面积还是那么大,人口仍是那么多,经济总量等都没变,把“县”改成“区”字就能不一样?就能大发展?这显然是荒谬的。当然,“撤县设区”后,规划权归到市里,市里可以用更多的土地搞开发,这也是我极力反对农业大县“撤县设区”的根本原因。不少农业大县改为区后,不再以农业为主,而是把大片的农田开发成工业区,不少工业区围墙砌起来了,但围墙内是杂草丛书,荒芜了这一片良田。我特别反对农业大县“撤县设区”,因为一旦农业大县扎堆“撤县设区”,势必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无论是改地名,还是“撤县设区”,都应该慎重考虑,应该有规范的法律制度做依据,尤其要尊重民意,不能成为地方官员的“拍脑袋”决策。
@法制日报堂吉伟德:为什么不能轻易更改地名?其重要性不用赘述。然而,如果整治不规范地名,遏制更改地名的冲动仅仅限于口头说教,那么效果注定苍白无力。稍作梳理不难发现,对地名的使用并不缺乏法律规范。虽然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中仅仅是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并未对用外国地名命名作出明确规定。但在民政部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第八条明确规定:“不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我国地名。”同时规定“其中城镇道路、生活居住区和大型建筑物的命名须经当地人民政府审批,经人民政府审批命名的地名为标准地名,社会各界在使用时均应以此为准”。
为了规范地方的使用,禁止洋地名的立法在国内各地举不胜举,国内如宁夏、浙江、南京等地出台了相关规定,对于违规使用和更改地名的处罚力度也不断增强。不过,囿于执法力度的偏软,使得更改地名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再加上审查机制的尺度偏软,更换地名往往取决于官意而非民意,纷纷效仿之下,则形成了一股攀比之风。近年来,一些地方更换地名的理由并不充分,招致公众极大的怀疑,程序正义上也饱受质疑,然而依然能够更名成功。其间有些更名带有明显的炒作因素,比如傍名人或者明星,或者是争夺故里的功利之举,不过最后更名的成功,同样说明相关审查机制的阙如。
徒法不足以自行。相比于立法,执法才是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公共管理中,如何做到严格执行和把关,一方面,要对正常程序申报的更名,进行合理性和可性行的论证,坚持大胆论证和小心实施的原则,不轻易、不随意审批;另一方面,对于非经程序批准的更名,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必要的处罚和纠正,用刚性的制度和规范给更名行为立规矩,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后,更名的冲动才会真正得到遏制。
@南宁晚报郭元鹏: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地名修改都是必须的。很多地方修改地名,仅仅是领导的意愿,这种“领导意志”又成了一种强硬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修改地名,需要算的就不仅是经济账了,还需要算算其他账。
一要算算民意账。修改地名,看着是一件小事情,而实际上是一件大事情。正如前段时间河南某地的修改路名事件一样。官方强硬表态需要修改,连名字都想好了。而老百姓就是不让修改,最后演绎成集体签字拒绝,甚至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这失去的其实是民意的基础,得不偿失。二要算算文化账。很多老地名是一种文化的沿袭,尽管名称不好听,却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含义。这是一种历史的见证,是一种文化的连续,是一种回忆的载体。当我们仅仅为了名称好听,而将沿袭了几十年、几百年的老地名无情抛弃的时候,我们在霓虹闪烁中也就失去了文化的厚重感。三要算算法律账。修改地名是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而实际上很多地方在修改地名的时候都是“领导意志”,甚至连个法律程序都没有走。这让百姓感受的是政府部门的有法不依。当“领导意志”可以逾越法律的时候,会给公众怎样的一个导向?
最近这几年,修改地名似乎成了一个时尚的事情,很多地方都有修改地名的冲动,大到一个县城的名字,小到一条马路的名字。这不仅让百姓意见纷纷,还带来了生活的不便,让那些“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再也找不到故乡的模样。
@新华网马若虎:有人割舍不下乡愁,有人割舍不下历史文化。近期有报道称,黄山市将改名为“徽州市”,或许正体现了文化的回归与认可。然而考虑到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已近30年,再改回去是否真的有必要?如果改地名仅仅是为了文化传承,这样的理由是否不够充分?我们是不是要否定“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的做法,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认为,此前黄山市地名的改动,对旅游有很大促进作用,不能认为当时改错了名字。笔者之见,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不能因为改了地名,我们就要忽略文化传承,发展经济绝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
更改某个历史悠久的地名,不见得就会破坏传统文化;更改为某个历史悠久的地名,更不见得就会保护好传统文化。优秀的文化得以传承,优良的传统得以延续,靠的是制定科学合理、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靠的是不折不扣、雷打不动的遵守落实。不管怎么说,改地名应该慎之又慎,只有辩证的看待、理性的分析,才是发展的“大智慧”。
解析: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一大批市县准备趁着这次机会将名字换掉,改一个高端大气的名字,以此来提升城市知名度。说是在的,改地名不是不行,可是要改得值,改得群众都认可才好。
其实,近年来乱改地名的怪象愈演愈烈。据2014年全国地名普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1986年以来,在近30年内,我国有超过6万个乡镇和40多万个村的名字被遗弃。其实,地名不只是地名,它往往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记忆和当地的人文历史信息,更蕴含着一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故而这些地名不会因政权的变迁与朝代的更替而轻易更改,这也是中国的千年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然而,现如今,某些地方政府为了种种原因频繁更改地名,殊不知,这种做法既丢掉了传统,也割断了文脉,是舍本逐末的短视之见。这更是让一些蕴藏文化底蕴、象征精神图腾的老地名,葬送在历史的长河里。由此可见,整治地名乱改顽疾,刻不容缓。
那么,如何有效约束乱改地名的现象呢?这就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来解决问题。面对目前野蛮无序生长的乱改地名怪象,相关部门或政府官员必须秉承法治思维,审视自身的更改地名行为,自觉将其纳入法治的规范轨道。同时,监管部门也要以法治思维,对其任性更改地名之举“当头棒喝”。如此,地名管理中的“贪大、媚洋、求怪”乱象才能被有效遏制,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才不至于被人为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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