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暂时拟定的地名“定军山市”,这些日子陕西勉县吸引了不少关注。有人就提议,算一下因为改地名而增加的开支。当然,勉县的地名更改,源于撤县设市的契机,即便沿袭原地名,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支出也难以避免。但对于那些有意更名的地方来说,改地名的成本账,值得好好算一算。(8月3日《人民日报》)
@人民网士心:改了名或可吸引一些“发思古之幽情”的人,但如果发展并无特色,经济社会落后,有人慕名而来,也会梦想破灭,甚至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反会痛感糟蹋了好地名,给古人脸上抹黑。就如笔者曾到古罗马斗兽场外,看到形象委琐的假罗马勇士拉人付费合影,顿时对古罗马好感减半,倒了胃口。如果黄山市改称徽州却没有徽派文化与造诣、没有徽商头脑与气象;如果勉县改成定军山却让人感受不到今人传承的那份诸葛智慧、汉升忠勇,地名只怕有名无魂,行之不远。
现实中的地名,既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给今人提供准确、便利、规范的信息服务的工具。除非确有必要,“不折腾”应是政府对待地名问题的上选。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典故,一个地名无法包容全部。哪一种文化与典故能成为当地“名片”“地标”,全看当代人如何去注力传承。只要勤于做实事而不是勤于改地名,不奢望一个地名就能“改地换天”,文化自会得到保护,历史自会得到挖掘,典故也自会得到关注,又何必患人之不己知?
@北京晨报刘剑飞:为何一些地方热衷改地名,归根结底还是政绩焦虑所致,一些地方热衷改地名,无外乎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通过新名字来提升地方吸引力和知名度,从而达到吸引外资,助力发展的目的,二是一些地方借着改地名扩大宣传,主要是地方旅游宣传,通过改地名扩大影响,提升在旅游市场的竞争力。这就导致一些地方使用当地的旅游资源为新地名,比如,黄山市等,还有一些地方使用当地的特产命名,比如普洱市,甚至还有使用当地企业命名的城市,比如安徽明光市,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地名并非只是一个识别地方的符号,其背后还有着深厚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不仅寄托着无数人的乡愁,还关系着地方公众的生活,因此,改地名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事关重大,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冒险,需要慎重对待。但是,一些地方却非如此,将修改地名视为儿戏,或者朝令夕改,一会改为新名字,一会又改回旧名字,或者在选用新地名时,没有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导致新地名与一些老地名同名,给公众生活带来不少麻烦。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依靠改地名的确实现了飞跃发展,新地名的确给当地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可是也有一些地方改名字后,发展平平,甚至导致发展倒退,新地名并没有给地方带来想象中的美好结果,反而因为改地名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可见,改地名并非是万无一失,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稍有不慎,也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前功尽弃,满盘皆输。因此,对于改地名还需要综合考量,权衡利弊,谨慎决策。
@中国网柳莹:短期来看,凭借更名确实能提高知名度、带来经济效益。比如说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本地从事茶业销售、开办茶厂、种植茶叶的人越来越多,慕名前来进货的外地客商也多了。原本发展就不错的茶业越来越红火。然而,长远来看,更名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制胜法宝。比如地处滇西北的香格里拉。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滇西北的旅游产业,丽江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后,其知名度的提高也带来了“周边效益”,因此,改名为香格里拉对当地旅游发展虽有推动作用,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况且,改一个地名必须新刻很多公章,制作很多新招牌和标志,印许多新文件袋、信笺信封、办公材料,重制很多证件,重编很多电脑程序,这到底是“拉动经济”还是劳民伤财?
俗话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些地方企图通过改名,为自己披上华丽的外衣而不干实事,想实现长远发展,那是痴心妄想。名是虚的,给人来实的才是真的。想要提升一个地方的知名度、推动经济发展,除了依靠本地的自然人文资源魅力外,更重要的是要思考怎样保持这种魅力的可持续性发展。
地名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人文文化、自然文化的沉淀,随意改之便割断了当地的文化脐带,导致文化传承错位,产生社会问题。地名并非不可更改,但我们应该努力呵护地名的严肃性、历史性、自然性和稳定性,在更改地名时保持谨慎,理性衡量利弊得失,切忌盲目跟风“追名逐利”。
@荆楚网陈聪: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重在地而非名,如果为名而改,为利所驱,而不去关注地区本身的发展,将希望寄托在成本不菲、耗费繁大的“换脸”上,不仅不能带来预计效益、衍生相应的附属价值,还会致使本身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再说,做手术之前还得签同意书呢,如果在没有当地百姓的认同情况下就做出改名决策,不去考虑手术失败的风险,也不考虑患者适应情况,过于急功近利而不务实,就是当地政府一味追求政绩的变现。对于百姓来说,改地名不是喜事,反是麻烦事,不仅是心里认知上的不习惯,还会带来不少的“连锁反应”,身份证、户口本、等东西都要更换,平添了许多烦恼。
虽然也有许多“改名手术”的成功案例,但它们的成功绝对不是盲目改名所致,如荆州、襄阳,它们的改名体现的是大家对这拥有历史底蕴、承载世代记忆地名的怀念,而并非其名字本身。然而有些地方就只是眼红这些成功案例带来的经济效应,不认清自身条件,跟风改名,追求外在的“花架子”,却不知、这一时的新鲜时髦带来的或许是持久的伤害,不仅没有提升经济,反而会受到人们反感,将好好的老祖宗留下的记忆给糟蹋了。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提升知名度、发展经济不应只靠改名“单刷”,而是本身就有“硬本事”,在充分挖掘利用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的同时,提升自身各方面魅力,完善硬件措施和软件标配,发展优势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吸引游客、发展经济。如果一味的依靠“改名手术”的方式换汤不换药,是带不来真正的好疗效。
@樊树林:一个地区的发展要迈上“高速公路”,是地方当政者执政能力、发展定位、比较优势和软环境的综合考量,如果只是通过地方更名而达到目的,实则是缺乏理性和现实掂量的,严重点就是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思维。城市品牌的经营是有章可循的,首先需要进行资源、环境等的竞争力分析和城市规划,之后才是城市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控制以及进行城市品牌推广,基本上就是“先发展再推广”的路径吧。地方执政者一门心思往改名上瞄,其实是抓错了药方子。
国家1986年就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要求地名管理应从历史和现状出发,“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后来,民政部又出台《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这些都是对地方改地名“思潮”的约束。
地名是历史的记忆,是公众情感的寄托,因此地方执政者必须克服发展的盲目性和冲动性,下力气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即便觉得城市地名非改不可,也必须经过专家严格的论证,认真打捞社情民意,而不可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个无端浪费公帑、让百姓怨声载道的地步。
解析: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一大批市县准备趁着这次机会将名字换掉,改一个高端大气的名字,以此来提升城市知名度。说是在的,改地名不是不行,可是要改得值,改得群众都认可才好。
其实,近年来乱改地名的怪象愈演愈烈。据2014年全国地名普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1986年以来,在近30年内,我国有超过6万个乡镇和40多万个村的名字被遗弃。其实,地名不只是地名,它往往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记忆和当地的人文历史信息,更蕴含着一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故而这些地名不会因政权的变迁与朝代的更替而轻易更改,这也是中国的千年文明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然而,现如今,某些地方政府为了种种原因频繁更改地名,殊不知,这种做法既丢掉了传统,也割断了文脉,是舍本逐末的短视之见。这更是让一些蕴藏文化底蕴、象征精神图腾的老地名,葬送在历史的长河里。由此可见,整治地名乱改顽疾,刻不容缓。
那么,如何有效约束乱改地名的现象呢?这就需要运用法治思维来解决问题。面对目前野蛮无序生长的乱改地名怪象,相关部门或政府官员必须秉承法治思维,审视自身的更改地名行为,自觉将其纳入法治的规范轨道。同时,监管部门也要以法治思维,对其任性更改地名之举“当头棒喝”。如此,地名管理中的“贪大、媚洋、求怪”乱象才能被有效遏制,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才不至于被人为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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