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帝与道教 有事实显示，“黄帝”至少代表了中华民族大祖先崇拜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远古文化里，特别是在汉民族文化圈中，黄帝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至今中国人都自称“炎黄子孙”，说明他在中华民族国人心目之地位乃是根深蒂固的。 从文献上看，有虞氏、夏、殷、周等族都十分崇拜黄帝。《史记·封禅书》称，春秋末年在位的秦灵公“祭黄帝”于雍侧；战国初年齐宣王以敬慕的口吻谓“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在统治者倡导下，一些文人学士也纷纷赞美黄帝。从五行家邹衍，到齐都西门稷下学宫的一大批学者们，“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一时间，“百家言黄帝”，出现了一股“黄帝热”，以至到了如《庄子·盗跖》所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的地步。战国时期出现“百家言黄帝”，极力推崇黄帝的局面，反映了长期分裂的各国，要求大统一的历史趋势。到了汉代，有关黄帝的学术思想更风靡一时，几乎到达炽热化的程度。学术流派纷呈，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盛。 有趣的是，黄帝在道教祭拜仪式中成为信仰的一面旗帜。 黄帝成为道教大祖先崇拜的杰出代表，这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是华夏整体民族文化的摇篮。被人们当作凝聚集体智慧于一身的英雄人物——黄帝由于诸多创造发明而享有盛誉。与此同时，黄帝把民族宗教文化逐渐融合起来，由此催生了一个统一的华夏文化体系。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素有崇尚“黄色”的传统，以黄为贵，配之以“中”和五行之“土”，这本身即体现了一种颇为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黄帝”之“黄”正是生活于黄土地之上的华夏族人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源头的象征。鉴于此等历史蕴含，人们对自己文明的始祖——轩辕黄帝充满了由衷的敬仰。此等因素潜移默化地积淀于历代人们心理上，成为一种牢固的、抹不去的意识现象。道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类型，在一般品行上自然打上华夏文明的烙印。故而，道教崇拜大祖先黄帝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道教以黄帝为大祖先而形成的祭拜，这是有特殊的理论根源的。道教以道家为母体，而道家本来就相当崇尚黄帝，有关黄帝传说大部分来源于道家，尤其从庄子→稷下道家→黄老道，这一脉络中更可以找到大量证据。在《庄子》中有黄帝问道广成子的故事；在《列子》中则专设《黄帝篇》以叙说黄帝事迹。稷下道家的重要典籍《黄帝四经》，托以黄帝之名，阐述修身治国的道术。这一切都为道教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来源。道教秉承道家旨趣，以黄帝为旗帜，这无疑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故而黄帝能够频繁地出现于道教经书之中。 复次，道教以黄帝为核心的大祖先崇拜，这也导因于黄帝传说所凝聚的长生成仙的精神。根据《史记》等书的记载，在先秦时期，有关黄帝的传说早已染上了浓厚的神仙色彩。如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之类就已具备了仙道的思想意蕴。古人传说，黄帝炼丹服食，有巨龙从天而降，载黄帝升天而去。此等仙道故事与道教关于“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基本宗旨是合拍的。故而，道教因袭之、光大之，这乃在情理之中。当然，这样认定绝非仅靠逻辑推理而出。倘若稽考道教典籍，那就可以看出，道门中人确实是将先秦原有的黄帝升仙故事加以继承并且广泛地汇入其炼丹以及诸多方术、法术体式之中。《黄帝九鼎神丹经决》卷一称：“黄帝受还丹至道于玄女，玄女者，天女也。黄帝合而服之，遂以登仙。”《黄帝内经素问补诠释文》谓黄帝“欲合神丹”，告诫“当于深山大泽，若穷里旷野，无人之处；若于人中作之，必于高墙厚壁，……”，《广黄帝本行纪》叙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逆炼九鼎之丹服之……”。在道教经典中，黄帝不仅是一位炼丹高手，而且还是太一、遁甲、六壬等占卜法式的缔造者。《黄帝太一八门入式诀》卷下以黄帝之口吻称“六丁玉女常自随各有知。若欲使之，各呼其名，自可神验”。《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说九天玄女送《遁甲符经》三卷予黄帝，“上卷乃神仙炼丹抱一之术，说长生之法；……”在这些经书中，无论作者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作者如何铺叙，“黄帝”都成为道术的创造者或者播扬者，而这一切又都围绕着一个基本精神——“延年益寿、羽化登仙”。尽管道门中所讲述的黄帝故事已同先前所流行的故事存在很大差异，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彼此的密切关联。正因为道教产生以前所流传的黄帝故事包含着仙道内容，道门中人才如此有兴趣，通过解说、发挥，使得原有的黄帝升仙故事更加栩栩如生，富有魅力。当此等内容在道门之中频频传播之际，以黄帝为代表的祭祀拜祖仪式便更具土壤了。 以黄帝为核心的祭祀拜祖文化不仅是道教形成的根源，而且是道教思想体系逐步丰富、发展的原始动力。此等动力不断地激发道门中人去创造、发挥，从而造就了一座宏伟的道教文化殿堂。就此角度而言，作为祭祀拜祖的重要形式——“黄帝大祖先崇拜”也是整个道教思想的根源。道门中人宣传黄帝，这虽然服务于“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基本宗旨，但在客观上又反过来促进祭祀拜祖的宏观民族宗教的发展。因此，它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独特价值，而且在民族团结问题上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 首先，道教崇尚与祭祀黄帝，其精神实质不仅在于黄帝是“人文初祖”，而且在于他作为华夏民族统一的象征具有巨大的榜样力量。 就上述诸多典籍的记载来看，黄帝是人也具有神的品格。在先民的心目中，黄帝富有宽广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善于观察事物，认识自我，反悟自我。古文献记载，黄帝在治理国家的早期阶段，并未顺应自然，结果产生了种种差错，后来有一天，黄帝白天休息时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漫游华胥氏之国。《庄子·在宥》谓“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黄帝醒来，明白了最深的道是不能根据常情求得的，他于是顺应自然而治，所以“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埒。百姓号之，二百余年不辍”（《列子·黄帝篇》）。对于此等以自然为本，顺应民心而治理社会的法度，《庄子·天道》作了归纳总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无所积，故海内服”。意思是说：天道运转而不停滞，万物得以生成；帝王治国因任自然而不停滞，天下人民就会归附。圣人之道行世不停滞，所以普天之下，人民都顺服。在此，黄帝被塑造成为一个因任自然而治世的模范典型。我们知道：《庄子》与《列子》一类著作在道教之中都是极为重要的经典，道门中人在修行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解说，并且根据其基本理念来构造新的典籍。故而黄帝因任自然的精神便在传递过程中不断受到强化，在华夏族人之中深深扎根。此等影响的发生，就在于大祖先——黄帝所具有的榜样力量，而这种榜样力量之所以发生效用，道教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道教崇尚与祭祀黄帝，这种大祖先崇拜传统乃贯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理念与宗教伦理精神——“中和性”。 以往，人们在言及“中和”时往往单纯地从儒家文化内去寻求根据。事实上，此等思路是要导致片面性的。笔者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包含“中和”理念；不过，还必须指出，早在儒家诞生之前，中和理念即已初见端倪。稽考古老传说，我们发现黄帝故事本身已具备了“中和”精神。因为在先民的心目中，黄帝“四面”，“建中立极”。此等理念通过“易经”而发展起来。《易》之卦画以三画象征天地人，人居于天地之中，这体现了以“中”为正位的思想。故《易经》卦爻辞凡遇中爻得位皆为元吉。“中”之所以被尊崇，是因为它象征人与天地之气的感通与协和，“居中”为“正”，而“正”则“和”生，这就是“中和”。道家师老子《道德经》不仅提倡“守中”，而且以“冲气”为“和”，所谓“冲气”也就是“中气”或称“中和之气”。 道教以黄帝为旗帜、以老子为宗师、以《易经》为万术之本，这必然将“中和”的精神发扬光大。在道教传记类书内，黄帝形象含着深深的“中和”精神。《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谓黄帝转蓬之象，以作车，将神出生“泽中”，又称黄帝作屋宇宫室，将此称作“处于中”；黄帝见河图则斋戒于“中宫”，他“衣黄服，戴黄冕，驾黄龙之乘”。在此，《仙鉴》屡言其“中”，而所谓“黄服”等黄色之物，亦是“中”的法相。不仅如此，《道藏》之内还有不少经书之名冠以“中”字，例如《太上灵宝升玄内教经中和品述议疏》、《中和集》、《规中指南》、《赤松子中诫经》等凡２７种。这些经典虽然不一定都以“中和”精神为旨要，但或多或少包含“中和”字却是无疑的。另外，有大量的道教经书虽然没有在名称上出现“中”字，却多涉“中和”理念，甚至将之当作修道的重要原则，如《太平经》强调天地人三通相和，而《黄帝阴符经》以圣人居天地之中而致“相通”之用。这一切说明了道教宣传黄帝，不仅保存黄帝居中的协和精神，而且将此等精神大大发扬。道门中人如此注重“中和”精神成为修道原则时，势必在客观上强化了它，从而也就使黄帝形象所贯注的“中和”精神更加饱满，因此也就更富有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价值。 复次，道教崇尚与祭祀黄帝，这种大祖先崇拜传统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它在客观上具有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的功能。 道教信仰中的黄帝，虽然居于高位，但他并没有脱离实际生活，更不脱离人民群众，没有视下层人民为自己的奴隶，他与劳动人民紧密相连，生活在一起，协同劳作，同甘共苦。在这协和的氛围内生活，没有民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6c7777c78563c1ec5da50e2524de518964bd3a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