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文化翻译讲义-可译性、文化转向与第三空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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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3 Cultural Translation Lesson 13 Introduction: Translatability vs. Untranslatability, Cultural Turn, Hybrid of Cultures and the Third Space 1. Translatability vs. Untranslatability 张春柏（2003：203-223/223-225） 文化的“不可译”现象 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一套复杂的信仰、态度、价值观、行为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由该群体所使用的语言来承载。各样的帽子：beret(贝雷帽)、bowler(常礼帽)、topper(高顶礼帽)、panama(巴拿马帽)、stetson(宽檐帽)、flatcap(扁软帽)、fez(红毡帽)、skull-cap(无檐帽)、deerstalker(猎鹿帽)、等等，汉语里原本没有表达这些帽子的词汇，所以译文大多是解释性的。中国人恐怕只稍微熟悉西方的“礼帽”，其他帽子解释了还是不知其“长得什么样子”，如扁软帽、猎鹿帽。有的连解释都不可能，只好音译，如贝雷帽、巴拿马帽。 物质文化的不同造成词汇的差异，给翻译带来了障碍，但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字面是否可译，而在于这些词汇即使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了，也还是不能产生它们在原文里时所产生的那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密切关系决定了文化与翻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所以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来承载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造成许多难以处理的翻译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不可译”现象。我们既不应该夸大文化的不可译性，也不应该盲目地轻视它。凡翻译中碰到独特的文化现象，译文在表达效果上的损失是绝对的，不可译性也表现的较为明显，反之，如果文化独特性降低，则可译性就提高。 比如前文说过，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了中英文在家庭和亲属关系称谓上的很大不同，几乎所有的亲戚关系都能在汉语中找到相应的名称，但英语里却没有。像汉语里的“妯娌”和“连襟”，就难以直译成英语，只能意译成women who are married to brothers 以及men who are married to sisters，但这并不是对等的翻译，只能算是解释，因为汉语词典也会这么解释妯娌和连襟的。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妯娌是“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的合称”，连襟指“姐姐的丈夫和妹妹的丈夫之间的亲戚关系”。也就是说women who are married to brothers 和men who are married to sisters 这两句只能说与“妯娌”和“连襟”的汉语定义基本对等，而不能说是这两个词本身的对等翻译。不过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中国文化都有词就无法翻译了，像“她们是妯娌”这样一句话，不妨译成“They are married to brothers.”即只要稍加变通，把原来的名词译成结婚状态。同样“他们是连襟”就可译成“They are married to sisters.”但是“王军是我的连襟”却不大好翻译，如果译成“Wang jun is my brother-in-law”，那么这句话更有可能意味着王军是我的姐姐或妹妹的丈夫，而不是我的连襟，所以也只好变通一下，译成“Wang Jun and I are married to sisters.”“妯娌”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妯娌是合称，我们不能说“小李是小张的妯娌”，只能说“小李和小张是妯娌”。 不要说妯娌和连襟，就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的称谓，严格的说都是无法翻译成英语的，因为这些词需用解释性或定义性的翻译来代替，不像oxygen和“氧气”那样可以作简单的对等翻译。譬如“爷爷”一词，译成grandfather其实只译了一半，到底是父亲的父亲呢，还是母亲的父亲，并不能使人一目了然。英美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作此区别，但中国人却觉得大有必要。精确一点的话，“爷爷”可以译成paternal grandfather,或grandfather on one’s father’s side,这样就显得非常别扭，因此英语里一般是不这么说的。另外，汉语里还有“祖父”一词，较“爷爷”为正式。英语里至多可以区分为grandfather（较正式）和grandpa/grand-dad（较口语化）。如果书面上硬要说明是paternal grandfather倒还说得过去，但如果口头上要说也显得非常罗嗦。当然，一般情况下，“爷爷”可以含糊地译成grandfather，grandpa and grand-dad除非非说明不可。但是，英译汉时如果上下文未作交待，我们就无法翻译了。Grandfather到底指的是祖父还是外祖父呢，uncle到底指的是叔叔、伯伯，还是指的舅舅、姨父、抑或是指的表叔、表舅呢，英语里可以不分，汉语可是一定要分清楚的，不然就无法下译笔。碰到这种情况，译者要分外小心，不能妄加猜测，应该设法查清到底是什么称谓，不要闹出笑话。如果查不出的话，那么就真的无法进行准确翻译了。 英语也有成套的词汇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对应词的，如各种 种效果，也就是说那些汉语译词只能算是表面的翻译，而译不出它们的文化意义。比方说，英美人读到stetson，立刻联想起牛仔，读到bowler，常常想到英国的上流社会人士，读到topper就会想到旧时彬彬有礼的绅士以及诸如宴会等正式场合。但是这些词译成“宽檐帽”、“常礼帽”和“高顶礼帽”后，中国读者未必能作同样的联想，也就是说，这些含有某种文化意义的词汇看似可以翻译，但译文必有损失，它们在原文里引起的联想到了译文里大都丧失了。 同样，有些数字的用法有时也是“不可译”的，如英语中有score一词，指20，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第一句话就是“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其中的”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如何译？汉语虽然有专指20的“廿”这个字，但却不能像英语four score 那样构成“四廿”这样的用法，否则倒是可以译成“四廿又七年前”，如此只好译成“87年前”，可是林肯并没有说“eight-seven years ago”.”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与“eight-seven years ago”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仿用《圣经》里”three score years and ten”的说法，苍劲有力，不是“eight-seven years ago”这么一个平常的用法可以比拟的，汉语译成“87年前”，那种雄浑苍劲的语气便失去了。 又如汉语的“阎王”一词也难以翻译。中国人对阎王充满敬畏，怕见阎王，因为见阎王意味着进阴间，同时因为他掌管着“生死簿”，而且赏罚分明，所以又尊敬他，对他充满了矛盾心理。在许多传统戏剧里阎王也常常是个既令人敬畏又很可爱的角色。“阎王”在英语里找不到完全对等的词，英语里有devil、demon、evil being、Satan、wicked spirit,大致等于汉语的“魔鬼”，却与“阎王”大不相同。如果按字面直译成King of Hell,看似准确，但要知道，英语只可以说King of Heaven,指上帝或基督，却没有King of Hell一说，即使西方读者勉强接受了这个译法，但他们还是想象不出“阎王”在中国文化里的生动形象。如果按梵文音译成Yama, 或用汉语拼音译成Yanwang ,均无法产生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效果。因此阎王这个意象就很难转化成英语。 从以上这些例子不难看出，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是既紧密又复杂的。其紧密在于翻译离不开文化，因为生活里处处有文化;其复杂在于文化既是可译的，又是不可译的，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语言表达上的不对等。说文化既可译又不可译，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反映了文化与翻译的现实与矛盾。也正因为这种矛盾，文化翻译才成为翻译中最有争议而又最引人入胜的一个方面。 陈秋劲（2005：90-106） 可译性和可译性限度 从理论上说，语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和手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转换通道（channel for message transferring）。这种信息转换通道给不同的语言之间提供了可译性，而在信息转换通道不存在时，就产生了可译性限度。刘宓庆（1999）认为，造成可译性限度的原因主要来自这几个方面：语言文字结构差异、惯用法差异、表达法差异、语义表述差异和文化差异。其中语言文字结构的差异是最常见也是最难逾越1 的可译性障碍，因为结构上的语言手段通常具有独特性，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对应形式。比如音韵上的结构手段虽然可以在语义层实现双语转换，却无法实现语音层的双语转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谜语：两只蚂蚁看到一个梨子，打两个国名。谜底是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因为一只蚂蚁说：“咦，大梨。”另一只蚂蚁说：“奥，大梨呀。”这显然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翻译的。英语中有一些类似汉语连绵词的成对词（doublets）,比如thick and thin（同甘共苦），odds and ends（零七碎八），by hook or by crook（不惜一切），在翻译时我们一般都无法在语音层上获得对应；汉字是形声义的统一体，这一特点直接构成了和英语之间的信息转换通道障碍，类似“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的诗句在可译性方面显然是存在很大限度的。 由于音、形而构成的可译性限度在双关语上的体现也十分典型。阿拉伯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由于对中东局势的独特视角和消息来源，今年来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关注。一位记者在接受BBC采访时举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经常有人问他这样一个问题：How do you cover women in Al Jazeera?他立刻回答说：We don’t cover women in Al Jazeera.这里的一问一答是非常有趣的，可惜汉语无法译出cover 的双关意义，也就无法传递其中的精彩。下面还有几个双关意义的例子： 例1 Think positive, test negative. 例2 What did the pig say when the farmer took hold of his tail? 例3 Why dose time fly? 再来看下面这首回文诗： 例4 悠悠绿水傍林偎， 日落观山四望田， 幽林古寺孤明月， 冷井寒泉碧映台。 一个译者经过千辛万苦可以把这首诗按从左到右的顺序翻译出来，却不可能让译文按右到左的顺序表达相同的意义。所以说，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是一个客观存在，常常令译者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不过，有一些不可译的情况是可以通过转换形象加以补救的。比如，在冯小刚的电影《大腕》中，有一个网站名为“搜狗”，影射“搜狐”，音译无法体现其中的幽默，译者对此进行了十分巧妙的处理，把它翻译成sowat,英文观众马上会联想到so what?形象不同，但同样很幽默。 例5 At one time or another, we’ve all wanted to cut up our high interest rate credit cards. Today I’m inviting you to cut …not your card…but your interest rate to 8.9%. You won’t need scissors—all it takes is a pen. 分析 英文使用了动词cut，对应后面的scissors，同时cut和 card的发音比较相似，所以产生了很强的文字感染力。但是如果我们翻译为“剪”，在汉语中“剪”和“卡”的发音相去甚远，为了追求效果，我们把cut译为“砍”，这样，后面的scissors也被转换为“斧头”的形象。 译文 曾几何时，我们都希望把信用卡的高利率砍下来。 今天我要谈的就是砍……而不是卡……把你的利率砍掉8.9%。无需斧头，你所需的只是一枝笔。 2. Cultural turn 傅敬民（2004：224—256）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语言是文化中的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首先，它是整个文化的基础；正是通过语言，文化才能保存下来，并传递给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其次，语言直接反映了一种文化现实。正因为如此，翻译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文字，还包括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在有些翻译家看来，如兰伯特（Lambert） 和罗宾斯（Robins）,与其把翻译视为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不如把翻译看成是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研究问题。正是这一阶时期，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宽阔的跨文化环境中，使得翻译研究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这一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场变革,人们把这场变革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使翻译研究者意识到,当代译论不可能局限于单一学科的发展研究,必须有一个多学科综合,跨学科领域相互渗透,不同思潮互补的基础,翻译已由单一的“语言科学论”走向了“翻译文化论”。该学派代表人物有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乔斯•朗贝尔（Jose Lambert）、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伊萨马尔•埃文-佐哈尔（Ithamar Even-Zohar）、吉迪恩•图利（Gideon Toury），以及梵•登•勃鲁克（R.van den Broeck）等。他们主要探讨译文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强调翻译与权利、意识形态的关系。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The Poly-System Theory）。吉迪恩•图利在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翻译更主要的是一种受历史制约的、面向译入语的活动，而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并对仅仅依据原文而完全不考虑译入语因素，（与源语民族或国家完全不同的诗学理论、语言习惯等）的传统翻译批评提出了批评。近年来，该学派更重视考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当代的翻译学者开始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文化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阐述。这已成为当前西方翻译研究重要的发展趋势。 在我国翻译界，同一时期也发生了这种文化转向。较早提出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是王佐良。1984年，他在《翻译通讯》上发表了《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翌年又发表了《发异域文化繁荣》。此后，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如刘山的《翻译与文化》、蔡毅的《翻译与民俗》、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杨永林的《文化比较研究语翻译》、邵宏的《翻译—对外来文化的阐释》、柯平的《文化差异与语意的非对应》、张亚非的《符号结构•文化差异•语际翻译》、吴泽林的《试谈文学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等等。90年代以后，此类论文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学术刊物中，文化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朝更深层次发展。 3. Hybrid of cultures and the third space 陈秋劲（2005：90-106） 第三空间 近年来，著名舞蹈家黄豆豆率领他的舞蹈团在美国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总结时他说，一个舞蹈节目要想得到西方观众的接受，它首先必须是中国的东西。然后他指出，更重要的是它一定不能是完全中国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个总结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舞蹈艺术的范畴，它实际上是指出了跨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为了更好地把本国的文化介绍给异国的受众，我们需要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找一种中间形式，即所谓“杂交”文化的形式，这也就是翻译界所说的第三空间（Bhabha,1994） 应该指出，创造“第三空间”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概念，要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创造出既有本土文化特色又有文化普遍性的第三空间，译者必须真正具备双语言和双文化能力。我们目前还处于学习阶段，不必对自己有太高的要求，我们要做的只是了解和欣赏。 下面是马致远的《天净沙• 秋思》（Autumn Thoughts）的三2 个翻译版本，很明显，译者采取的策略是很不相同的。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全诗只有28个字，组成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由9个名词（词组）组成，一个意象之后紧接着另一个意象，看上去彼此似乎缺乏联系，但都是组成整个意境和情绪的一部分，给读者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遐想和感慨。《天净沙•秋思》是元朝散曲小令中的杰作，它的节奏、意境和韵律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是建立在汉语思维方式和汉字的运用之上的，对任何一个译者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一个自英语文化的译者翻译这首诗时，他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些问题：乌鸦在哪儿？是单数还是复数？它们是不是栖息在树枝上面？枯藤是缠绕在树干上的吗？它们和风景之间是什么关系？房子是一栋还是几栋？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这些意象之间无形的联系有形化，这里涉及的就是翻译的策略问题。 第一个版本： 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 branches. Returning crows croaking at dusk, A few houses hidden past a narrow bridge, And below the bridge quiet creek running. 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ps down in the west, And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 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Tr, Ding Zuxin & Burton Raffle) 第二个版本： Dry vine, old tree, crows at dusk, Low bridge, stream running, cottages, Ancient road, west wind, lean nag, The sun westering And one with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 (Tr. Schlepp) 第三个版本： Withered vine, Old tree, Crows. A small bridge, Flowing water, Houses. Ancient road, West wind, Lean horse. Sun sinking In the west- And a man, Crushed, At the sky’s edge. (Tr. Arthur Sze) 第一个版本采取的是归化的策略，第二个版本是异化的策略，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个版本，它所体现的就是寻找“第三空间”的努力。如果我们看一下归化的例子，译文和原文相去甚远，原文通过特有的语言形式所传达的意境已经不复存在。再看异化的例子，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处理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和原文十分接近，但想象的空间却变小了，在节奏上也有一些匆忙。比较之下，Arthur Sze 显然是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他为这首诗找到了一种新的视觉形式，通过视觉上的空间创造心理上的空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是展开一幅卷轴画，让这些意象一个一个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最后将读者卷进了整个哀怨凄美的情景之中。 3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d75760b03d8ce2f016623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