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看女权呼声的合理性 近段时间以来，由于治安疏漏等原因，中国社会上近来确实发生了一些危险的事件，如和颐酒店女住客遇袭、单身女性在街上遭骗子假装是其家人意图趁机绑架、拐卖犯罪猖獗、偷拍猥亵女性事件等，让网络上的许多女性发声，“女权”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事实上，这些事件确实体现出了一些治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威胁的不光是社会上的女性，即使是男性公民的人身安全也存在隐患。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女性的反应远比男性更加强烈，这既有女性确实在平均身体素质上较弱、心理更不安的原因，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合理性解释。 首先，从社会事实的方面来看，中国社会的男权主义传统悠久，女性在历史上是受男性支配的，身份地位也远远不及男性，直至近代改革开放以来，先进平等思想传入中国，女性的地位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因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就是“男权高于女权”。这一思想作为传统中多数人的信念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事实。在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中，这一外来而不合理的社会事实可以对女性起到确实的约束、规范性作用，作为男权主导的思想依据，成为压迫旧时代女性的理论帮凶。一旦这样的社会事实出现，个体女性在这样的大社会环境中是无能为力的，个人受到社会力量的支配，因而可以说，旧时代的男权主义成为了许多女性的“梦魇”。当人们如今逐渐受到民主平等思想的洗礼，女性也习惯了在安全平等的社会环境之中生活，一旦有事件的发生具有危害这种当前秩序的征兆，最先紧张起来、警惕起来注意这些事件及其意义的还是早已深受旧男权主义荼毒的女性，而非并不习惯作为弱势的男性群体。更何况，中国的女权建设还很不完善，如今还有许多女性的人身权益受到威胁与侵害，女性为自己发声的行为是勇敢的、斗争的、值得赞许和鼓励的。只有女性自身能够坚守权益与立场，才能保障性别权益平等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稳固下来。 第二，从社会运转及结构的方面来看，每一个女性都在社会中担当许多重要的角色：她们可能是家庭中的女儿、母亲，职场上的经理、教师，但是还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与男性相比起来身体力量较弱的女性，大多数都要担当男人的妻子的角色。在家庭这一人类初级和基本的生活圈中，人必须感受到安全，这也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第二重要的内容。但是当与女性相对的男性角色对她们产生了威胁，这份安全感不复存在，女性最基本的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她们必须表示不满与抗争。“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先赋与规定的，没有人能后天逃避；因而获得安全的唯一办法只有为整个女性群体发声，为自己已经注定先赋的角色争取权益，因而在男性的注意力还放在单独案件的受害者身上时，女性已经意识到这些事件对于整个女性群体的意义，开始为女权而呼吁。 第三，女权主义者的呼声何尝又不与社会互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社会变迁相关？她们内部的互相交流已经构成了社会互动；同时，有“男权的思想传统”作为背景、“女性权益受到威胁”作为压力、“危及女性的治安事件”作为导火索和情感诱发、一些网络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女权倡导者作为动员者，网络这个开放的言论坏境上又没有严格的思想控制手段，六个要素已经基本集齐，因此女权主义者们的呼吁愈演愈烈，甚至一段时间内成为微博和许多主流新闻媒体上的话题焦点，也与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集体行动有关；此外，女权主义者有共同的信念，她们中有些人也进入了相关的组织、进行了一定的活动，如果能够持续一段时间，难免女权运动可以成为一件重要的、结果显著的社会运动。甚至如果能够发展得足够热烈，中国的女权运动终将引发社会某些方面的变迁，例如人们的平等信念等精神文明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女性的权益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保障，直至最终女性可以避免成为任何歧视、犯罪、家暴的指向性特定对象。 中国女权的呼声并不是“杞人忧天”或“小题大做”，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性别平等还只是一个越来越受到普遍认同的命题，但仍然没能在所有地区成为价值共识、稳固的社会现象。有些男性在网络上看到女权主义者的言论，感到有些不理解，甚至不舒服，故而加以批评、讽刺，认为女性追求的是过分的特权、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并非女性追逐特权，而是男性不习惯放弃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固有的“特权”们。除去女权主义者阵营中某些特定极端的分子，绝大多数女性其实想要的也不过是合理的、真正的公正和平等。而如今看来，这样的变革也已经是大势所趋，女权运动的突破与成功并不遥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e1ba4e4227916888586d7c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