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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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有感》 摘要：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的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次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因为父母一致地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自己，到自己筑窝，自己娶妻生子，去开创我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我们每一个子女，都这样对待。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有丝毫的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以物质上的支援，比如我1971年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僻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 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短暂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 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疾风暴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驭熟之感。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漩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只是“一点点”，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5块10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10块20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进入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头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9e80154ff0a79563c1ec5da50e2524de418d04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