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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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问题

“诗言志”问题

与“六诗”“六义”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诗言志。百年来对诗言志有种种的解释,主要集中在这个“志”仅指理性的志向之志,还是包括情。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里说,志有三义:记忆、记錄、怀抱。但到“诗言志”、“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是指怀抱了。怀抱当然就包括意志与情思,这无异于说,早期的言志说既包括意志也包括情。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分言“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举出许多的例子,似在于说明志主要是指意志;志中包括情,是汉以后的事。之后,“诗言志”说是否包括情,便说者纷纭。此一问题之讨论,与六诗六义说关系至密。从早期的诗之用来解释是一种解释;从汉以后诗之作来解释,又会是另一种解释。不过早期的“诗言志”说无论是否包括情,它的着眼点都在于政教之用。这一点学术界似未有分歧。诗论中的纯粹的缘情说,是魏晋以后的事。也就从那时开始,政教之用与独抒情怀,慢慢的也就分途了。

对于从“诗言志”说发展下来的儒家的重政教之用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百年来也有种种的是非褒贬。比较集中的似是对于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讨论。1984年,裴斐发表《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和《再论关于元白的评价》,对于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是否应该视之为“现实主义诗论”,对于是否存在过一个“新乐府运动”和白居易是否领导过这样一个运动提出怀疑,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王启兴发表《白居易领导过“新乐府运动”吗,》罗宗强发表《“新乐府运动”种种》,都认为从存世材料考察,未能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当时存在过一个新乐府的“运动”。王拾遗《元白评价琐议》,蹇长春《新乐府诗派和新乐府运动》,欧阳忠伟《谈白居易功利主义诗歌主张的两重性——兼与罗宗强


先生商榷》则持相反的意见。王文提出,白居易的创作实践说明他并非把为政治服务当作诗歌唯一的功能;欧阳在文章中提出,对白居易诗论的评价,不能只看它是否是功利主义的,还应该看到他的主张着眼于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是接受意识形成后产生的飞跃,是一种进步。蹇文则重点的论证确实存在着一个“新乐府运动”。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有的认为新乐府之作并无多高的艺术成就;有的认为对新乐府应给予充份的肯定。对于“古文运动”的研究,是百年来最为热门的专题之一。在这个专题中,涉及的主要是对于韩愈的评价、“古文运动”的有无及其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功过等问题。罗联添详论“古文”和“古文运动”的称谓的由来,并对“运动”说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所谓运动,必有一个团体作有计划的种种活动,如文字、口头宣传等。唐代古文家对古文只是个别提倡而已,顶多有若干人响应附和,实在不成为什么运动。‘古文运动’是近人受时风潮流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名称。”(是否称之为

运动,实关系到一个牵连颇广的原则问题。约定俗成,我们称新乐府与古文的提倡为“运动”,固无不可。我们可以说运动有大小,不一定非要对准“运动”的种种严格定义。甚至我们可以更含糊一些,当年胡适先生受新思潮的影响,随机式的称“运动”,我们也就跟着那样称乎就是了。但问题就来了,类似的现象,如晚明的公安派提倡性灵说,我们称不称其为“性灵运动”呢,许多的流派,都有主张,参加者也不少,我们称不称“运动”呢,理论研究是要求严谨的,在论证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随意性,力求做到准确严密。这似乎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古文运动”进行全面研究的,如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等。有关的论文数量更大。且由唐及宋,或论某一古文理论家之理论批评,或论其思想上之是非,或甚而扩及其理论在我国文论史上之地位。研究者从散文发展史的角度,多肯定这一次的文学革新。从文以明道的角度,则有褒有贬。对诗文的这种重政教之用的理论的不同评价,实际


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文学文学传统的看法。重视文学的功利目的的,充分肯定明道、载道的文学;重视文学独抒个人怀抱的作用的,多对文明道、文载道说有所非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价文明道、文载道说时,往往把它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等同起来。这样的等同在专著和论文里所在多有。其实,明道、载道是有特定的内涵的,它指的是明儒家之道。对于明道、载道说的评价,还牵涉到对于儒家思想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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