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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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言志” 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发展进程中，“诗言志”这一理论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说明了诗歌乃至一切文学创作都是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二是表明了诗歌乃至一切文学作品欣赏都是可以给予人们以认识和教育作用的。由此也就涉及到文学现象中两个最主要的部分：文学自身的创作与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因而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对“诗言志”的理解也就有许多不同，有时甚至迥然相异的地方，并导致长期发生的激烈争辩。 一 、诗言“志”的理解分歧 寻根溯源，可以看到“诗言志”三个字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中。有关部分是这样的：详见ppt。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诗言志”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详见ppt。古往今来，人们对诗要不要言志，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意见，但在“志”的具体涵义上，却至今仍在争论不休。其焦点是诗言的“志”到底是诗人表达的某种范式的理念以及符合这种理念的志向、抱负呢，还是诗人抒发的独特感触、私情？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言志说”与“缘情说”。 “言志说”一派侧重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主张以礼、义为诗首，以理胜人。在创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喻”（借物喻志）。如《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荀子·儒效篇》：“先王之道，仁隆也，比中而行之。曷为中？曰：礼义是也„„诗言是，其志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注》：“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陆游《曾裘文诗集序》：“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综合他们的看法，大致是诗歌要有一定的规矩，符合“礼义”的要求，通过“讽上化下”等方式，发挥补时政、淳民俗的教化作用。 “缘情说”一派侧重诗要写真情实感，以情动人。在创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兴”（感物兴情）。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刚柔迭用，喜愠分情（指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徐渭《奉师季先生书》：“自古乐府亦已然，乐府盖取民俗之谣，正与古国风一类。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谓竹枝词，无不皆然。此真天机自动，角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徐渭在《肖甫诗序》中还概括道：“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综合上述各家的主张，主要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出发，诗人感万物写情志，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因景物、事件等而激起创作热情的冲动，并非专门为了阐发某种“理”而写诗的。 还有一派可称之为“调和派”，试图把“言志”与“缘情”统一起来，也就是把诗的社会效果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在创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寄”（托物寄志）。如《毛诗序》就是如此：“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种理论似可称为“言志缘情统一说”，它实质上与“言志说”并无多大差别，但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影响，也许比言志说影响更大。 应该说以上 “诗言志 ”是先秦时期人们对诗歌认识的一种简单总结和概括，也是人们对诗歌认识长期思索的结果。它是中国诗学思想萌芽的标志，也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路。因此《尚书 ·尧典》中“诗言志 ”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论的 “开山纲领 ”。 二、“诗言志 ”的内涵 （一）由 “诗以言志 ”发端和 “情志合一 ”的确认 在先秦起初的 “诗以言志 ”中，人们眼中的诗，大多数是作为“用”的诗，而不是用来创作诗。朱自清在《诗言志》一文中把 “诗言志 ”分为四个方面：一、献诗陈志，二、赋诗言志，三、教诗明志，四、作诗言志现都只是对《诗经》文本的运用。这样，最初形态的 “诗以言志 ”，在具体的运用中，不妨称之 - 1 - DT 为“以言志”“诗以言志 ”是“用诗 ”“引诗 ”《诗》并非作诗之法。而且，此“诗”不是指文体分类意义上的诗歌，而是《诗三百》。总之“诗言志 ”之说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指借别人之 “诗”以言自己之志。 以上只是提到 “用诗 ”“引诗 ”没有提及作诗的层面上，与言志的关系。在此，《诗大序》中明确的提出作诗与言志之间的关系： “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 ,故永歌之。”从中可以看出《诗大序》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诗大序》的作者已经基本上认识到 “志”与“情”都是人因感物而动所产生的心里反应，二者密不可分，所谓志动而情随，因情而生志，因志而生言，由言而成诗，诗歌正是通过抒情来言志的，所以言志与抒情两相统一乃是诗歌的本质特征。”即是将 “诗言志 ”与“诗言情 ”统一起来。 （二） “诗言志 ”的政教功能所表现的集体之志的情感 “诗言志”的原始内涵并非只为 “志”，而是含情的 “志”。因为 “诗言志 ”原初状态本身指向并不确定，他既可指原始的个体自然情性，也可指受道德节制而具有教化功能的社会集体之志。 春秋之后，由于政教观念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他们也就必然加强文学中 “诗言志 ”的“政教 ”渗透和传播作用，以致人们对 “诗言志 ”“志”“情”一 的理解必然受其影响， 中含 面甚至被淡化。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诗论中 核心是放在 “言志 ”这一层面上的，而这个 “志”是更偏向于政治集体之志，淡化个人自然之情的。诗的情志尽管是个人的，但个人的情志是一定要符合政治集体之志的，其所强调的情，少有个人之情，主要是群体之情的范畴。《毛诗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仪。”虽然礼对情有抑制的倾向，但艺术作品都是由情而发，依然给情的抒发留有余地。“只要社会 生活还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教化规范中，则歌诗所表现的哀乐之情，就很难摆脱政治教化的内容。诗歌是否具有审美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内容上是否与政治教化相关，而在于它们艺术表现上是否真挚动人。”政治集体之 “志”没有背离“情”，而是“志”中含“情”。 （三）由群体情志向诗言个体情志的转变 到了汉末的动乱，儒家的思想受到质疑。这就促使人们对社会制度、传统伦理与个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促成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加之汉代的人物清议，魏晋人物的品藻，使人们不断发现自身的品格、气质、才情、风貌的美，而对这些的充分肯定，就是对人的个体情志的充分肯定。此外魏晋玄学反对礼教对人情感的约束，提倡顺应自然，魏晋玄学的哲学观念由政教功利的诗学向审美诗学的过渡。魏晋时期被人们称之为 “文学的觉醒 ”，也可以说诗人的觉醒时期。正是在这个儒家思想衰退、异端思想兴盛的活跃期，各种文学观念开始自觉形成，文学创作也更加强调抒发人的性情。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陆机写出了巨大影响力文论作品《文赋》。在《文赋》中第一次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 ”的理论，说明了人们已经有意识的更加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陆机《文赋》的出现，正是一个讲求精致、追逐新巧的新的文学时代开始的标志，是中国诗歌买入了自觉追求精致化阶段的一块高大的界碑。但“诗言志 ”说含有 “缘情”的成份，只不过 “缘情 ”成份比较弱，而“诗缘情 ”说补充了这个缺陷，强调了情感抒发的重要性，从而丰富了诗歌理论的内涵。 三、释“志” 从“志”的文字训诂上来探讨这个问题。“志”字未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许慎《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据大徐本录作“从心之，之亦声”。“之”在甲骨文里有“往”的意思，故“志”亦可解作“心之所往”或“心之所之”。闻一多先生则将“志”分解为“从止从心”，取“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的涵义，以证成其以“记忆”训“志”的用意，不过他又说这对于“怀抱”一解同样是适用的。两种诂训皆有一定的根据。取前者，则“志”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意向;取后者，则大体相当于所谓的意念。意向和意念都属于“意”，所以古人常径直用“意”来训“志”，“诗言志”有时也说成“诗言意”。 “诗言志”中的“志”，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为后世作者的重在抒写“一己穷通出处”和“情寄八方之表”，其间分别打上了诗、骚、庄的不同思想烙印，从而使“诗言志”的命题变得更富于弹性，乃能适应后世人们丰富、复杂的生活感受的表达需要。 - 2 - DT 四、释“言志” “志”是诗的内核，但并不就是诗本身;“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要通过“言”的表达才能构成诗。由于许慎《说文解字》中有“诗，志也”的说法，近代学者常以“诗”等同于“志”，于是对“诗言志”命题中的“言”以及“言”与“志”的关系便不很关注，其实是错误的。所以“诗”还必须是“言”与“志”的配搭，用一个公式来表示，便是: 志≠诗;志+言=诗。 那么，“志”和“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简括地说，“志”是内容，“言”是形式;“志”是“言”所要表达的中心目标，“言”是为表达“志”所凭借的手段。 五、释“诗言志” “诗言志”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见于《尚书·尧典》的这段话：见ppt。“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原发性传统，从萌生以至告成，有一个逐步演化、发展的过程。如果说，上古的巫歌巫舞中已经孕育着“诗言志”的性能;那末，到《雅》、《颂》的庙堂乐章和早期诗人的讽颂时政，便意味着“诗言志”观念的初步形成;再经过春秋前后广泛开展的献诗、赋诗、观诗、教诗、引诗等活动，“诗言志”的命题得以正式建立和得到普遍认可，其内涵及功能得以充分展开;于是到今本《尚书·尧典》以至稍后的《礼记·乐记》和《毛诗序》中，终于获得了完整的归纳与表述，而取得其理论形态的定型。“诗言志”既称作“纲领”，就不会局限于孤立的命题，而要同那个时代的一系列诗学观念达成有机的组合。 可以说，中国诗学的整个系统便是在 “言—象—意”的基本框架上发展起来的，而“言—象—意”的框架正导源于“诗言志”的命题。据此，则“诗言志”作为原生细胞，逻辑地蕴含着中国诗学的整体建构，这或许是它被称作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的更深一层涵义吧! 六、 几点看法 从“诗言志”的“言志”“缘情”和对上古诗歌的简单描述，以及“诗”“史”（文）区分的探讨中，我们似可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1．诗歌的起源是缘情而发的。最原始的诗歌只是人们表达某种情绪的声符，它配合舞蹈，从属于乐。今天我们仍可看到有的夯歌内容与打夯劳动并无多少内在的衔接关系，而其节奏却完全相合的现象，即是明证之一。 2．诗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它广泛地表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的遭遇，社会的交往，时代的变迁，生产的发展，山川的秀丽，等等，并不仅仅局限于记事或表现志向、怀抱的内容。诗人写诗一般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不必也很少是为了阐述某种理义而作诗。 3．诗歌寄托了作者一定的思想和愿望，这就是“志”。诗歌既然产生于一定社会中的作者，也就必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说文》：“诗，志也。”“志，意也。”“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人们通过诗歌可以了解诗歌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社会状况乃至自然环境等。 4．诗歌富有形象，以情动人。人们是在心灵被诗情激荡的欣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己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性格气度的。 5．“诗言志”必须缘情言诗，才能以情感人。诗人凝聚在作品中的主题是通过形象来让读者感知的，这种主题在诗人的头脑中不一定是很清晰的。 - 3 - DT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2a5273d0b4c2e3f572763c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