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与实践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湖北教育出版社近年来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1上。这两套丛书不仅对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的翻译理论进展作了相当详尽的评介，而且还进一步推出了国内学者自身对翻译理论的思考。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译学理论着述推出。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研究队伍，译学研究也已初步形成气候。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上述译学进展在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欣喜，但这种进展长期以来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并不很大的学者圈子内，并没有在我国的翻译界引起较为普遍和热烈的反应。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研究，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着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之所以造成如此情况，我觉得这与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有关。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应该说，这样的认识误区并不局限于中国翻译界，它在中外翻译界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回顾中外两千余年的翻译史，我们都一直把围绕着"怎么译"的讨论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甚至是翻译理论的全部。从西方翻译史上最初的"直译"、"意译"之争，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前苏联的丘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关译论；从我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到后来的"信达雅"、"神似"、"化境"说，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的话，我们当能发现，实际上"怎么译"的问题，对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经基本解决了，对我们中国而言，至迟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决。因此，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停留在"怎么译"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的翻译研究恐怕就难以取得大的发展。 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否则，就被讥之为"脱离实际"，是无用的"空头理论"。对理论的这种实用主义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的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翻译界，都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于是，当我们一谈到理论，人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理论对我的实践有用吗？在翻译界，人们的反应就是：你搞的翻译理论对提高我的翻译水平有用吗!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我国翻译界对译学理论的认识也往往强调"来自个人的翻译实践"。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中，总认为只有自身翻译实践过硬的人才有资格谈翻译理论，否则就免开尊口。其实，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和分工日益精细，文艺理论家不能兼作诗人、小说家，就象诗人、小说家不能兼作文艺理论家一样（个别人兼于一身的当然也有，但那属特例），是很正常的现象。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同理，翻译实践水平很高明的翻译家未必能谈出系统的翻译理论来，反之，谈翻译理论头头是道的翻译理论家却未必有很高的翻译实践水平，同样不足为怪。我们有些翻译家，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希望自己既能"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又能"译东西高明"，这当然令人钦佩。以此标准律己，精神可嘉，无可非议，但若以此标准求诸他人，己甚至求诸所有谈论或研究翻译的人，那就显得有点苛求。我国古代文论家袁枚就说过："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后有所能；世之无所不能者，世之一无所能者也。"?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长的话，很可能就会在另一方面有所缺失。譬如，有些人抽象思维比较发达，谈起翻译理论来自然就会"头头是道"，而有些人则形象思维比较发达，于是文学翻译水平就比较高。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该相互宽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岐视。这样，我们的翻译事业才会发达。 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说得好，他认为，我国翻译研究界对西方许多译论，特别是新翻译理论并不熟悉，更谈不上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念，大多处在微观、具体操作层面上，是应用性理论而并非纯理论。"特色派"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其后果就会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强化了民族偏见。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个人甚至以为，正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西方翻译研究才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才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我的这一观点正好在前不久一位名叫威利斯·巴恩斯通的美国教授所说的一段话中得到了印证。他说："在二十世纪之前，所有人，包括贝雷、多雷、查普曼、德莱顿、蒲伯、泰特勒、赫尔、施莱尔马赫还有那两个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不管他们谈翻译谈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讲的并不是翻译理论（尽管我们通常称之为理论），而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罢了。"我很赞同巴恩斯通教授的观点，并且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的许多理论进展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譬如，当代西方的一些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还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深化和进展，大大拓展了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再譬如，还有些学者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始注意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国内翻译界，一方面抱怨翻译地位低，不受重视，但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轻视翻译研究，更轻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殊不知，只有通过真正学术层面上的翻译研究，通过严谨的理论层面上的阐发，翻译的性质才能被人们真正认识和理解，也只有这样，翻译才能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并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b7a071da300a6c30c229f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