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防治中的理论问题包括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也表明了新的社会风险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将着重对风险治理与传染病防治立法进行探讨。 首先，什么是风险？风险实际上涉及医学、工程学及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概念。风险有时会造成复合型风险，有时候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譬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风险。风险是动态演进的，风险是一种社会建构，我们可能会高估和低估社会风险。风险可能会构成国家相关干预行为的正当化基础。但在立法中将何种要素纳入，占有何种比重，应该取决于被规范事务领域的性质，以及立法者对各事务领域的评价及所制定的规范。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要选择特定的风险水平。我们应该追求将风险削减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而不是一味追求零风险、零病人。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传染病，而我们的基本追求应该是将这些传染病控制在可接受、可控制的范围。因为其中要有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从西方理论上看，只要是“可接受风险”即可。有一句拉丁谚语说，法律不处理琐细之事。这种判断有一种成本收益衡量、法政策学的衡量。 其次是风险预防原则。譬如欧盟的风险预防原则，风险规制决策于未知之中，这种决策就是预防原则的体现。风险有主观上的不确定性，比如说风险认知能力的欠缺，风险信息有选择性的接受或相应的传播。同时，传染病防治法中讲到“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为什 么不明？有些时候不是不能查明，而是因为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的一些暂时的局限性，包括缺乏相关知识、有限的可观察性，等等。所以风险预防原则涉及行政规制模式的选择。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37a5be02fc58bd63186bceb19e8b8f67c1cef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