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在中国文化史上，1925年的“青年必读书”风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当时的《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胡适和梁启超在鲁迅之前都开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则写作《青年必读书》文章，主张青年应“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受到学者的批判，很多人据此断定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鲁迅的文章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针对胡适“整理国故”思潮的反应。胡适处在北大的中心位置，他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是非常活跃的，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领导”。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性主张，其后五年，从1924年开始，鲁迅在一些场合批评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 为什么要等到五年之后才发表意见？鲁迅在五四之后采取了沉默和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他不轻易卷入论争的漩涡，习惯等到蜂拥而起的社会思潮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看清楚社会的反应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之后，才发表意见。这种深思熟虑的作风使得鲁迅似乎总是慢了半拍，但这种“慢半拍”，却使他成为最冷静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者。 鲁迅批判“整理国故”，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批判的。 倘若某个人出于个人的爱好，喜欢“钻故纸堆”，喜欢研究古代的东西，实在是无可非议。鲁迅本人也因为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杰出的研究，被胡适大加褒扬。中国古代文化是鲁迅个人读书修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五四之后到1924年，鲁迅写作的杂文很少，极少对社会政治文化发表意见，他精力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鲁迅在北大兼课主讲的也是“中国小说史”。那么为什么鲁迅要尖锐地批评甚至连他自己都在从事的工作——“整理国故”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在鲁迅看来，“整理国故”不是作为个人爱好和学术积淀的提倡，而是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思潮的“整理国故”是不值得提倡的，必须猛烈抨击。 “整理国故”的社会思潮是胡适提倡的，他的初衷在于建立学院派学术研究体制，与蔡元培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这一社会思潮主要带来了两重负面影响：一个是鼓励年轻人钻入研究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和社会实际、现实生活相脱离，闭门读书；另一个就是读死书，使人成为“书橱”，结果思想“逐渐硬化，逐渐死去”。这不但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背离了胡适当初提倡“整理国故”的初衷，而且就连胡适自己也认识到了弊端，“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而“回避现实的社会问题”正是关注大众精神状态的鲁迅所不能容忍的，他当然不能坐视，当然要批判，但我们不能据此判定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回望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研究、介绍和整理，是其一生的重要工作。 据鲁迅博物馆公布的数字，现存鲁迅藏书中，共有中文线装书946种，7704册；中文平装书866种，1112册，包括科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其他的如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英语等书籍3167册。从藏书的数量看，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线装书是鲁迅藏书中册数最多的一种，达到七千余册，占藏书总数的近七成。 鲁迅早期的读书经历，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他7岁入本宅家塾读书，那时，书桌上除了《鉴略》和习字的描红格，不许有别的书。12岁入三味书屋读书，大约在这前后，他开始抄写家藏《康熙字典》中的奇字和《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16岁以前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并“几乎读遍十三经”。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学写八股文和试帖诗，抽屉中小说杂书等古典文学，无所不有。即使在18岁考取了江南水师学堂之后，还要四天学英文，一天读《左传》，一天作古文。28岁在日本时，鲁迅还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学习文字学。当时留学在外的鲁迅，在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下，已经学过了矿产和医学，撰写过《说镭》和《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介绍或研究自然科学的文章和著作，却还要在日本学习《说文解字》。如果不是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鲁迅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 鲁迅的古文写作功底也相当深厚，他早期用古文作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文章旁征博引、气势纵横，和任何一位古文家的文章相比，都毫不逊色。1927年在留日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翻译了英国小说《红星佚史》，书中的白话由周作人翻译，十六节诗则由鲁迅用离骚体翻译。能用离骚体翻译外国诗歌，恐怕没有相当的古文和外文功力是绝难做到的。鲁迅回国后在教育部任职，他曾参与设计、起草民国的国徽和说明，说明部分是他用六国文体写的，深得同事钦佩。 同时，作为学者的鲁迅，从30岁起就开始辑录整理古书，流传下来的有：辑录的唐以前小说佚文《古小说钩沉》，记录的越中史地书《会稽郡故书杂集》，纂集校勘的唐代记载岭南风物人情的《岭表录异》，抄录的清水产著作《记海错》，还有研究古代文学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并曾花费大量时间抄录古碑、研习佛经。 鲁迅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而且倍加珍视热爱，并自觉传承。那么，既然作为学者的鲁迅深深了解、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为什么还要大声呼吁青年们“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呢？ 我们需要考察的是，鲁迅批判中国文化是从哪个角度批判的，批判的是什么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说，尽管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人生修养的智慧，但是被异化为统治工具之后，就有一种基本的观点，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的观点建立了基本的人间统治秩序。“君为臣纲”是社会关系的秩序，“夫为妻纲”是男女家庭关系的秩序，“父为子纲”是父子血缘关系的秩序。这“三纲”或许不是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但至少在宣传和接受的角度，是为社会上层所大力宣传、为普通民众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这里面包含着君权本位、男权本位和长者本位的基本思想，而这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相左，更与鲁迅毕生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和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3ea2088f7335a8102d276a20029bd64793e62e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