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全球化的原因影响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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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全球化的原因影响及策略 随着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传染病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一些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禽流感、SARS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流行，预示者传染病已成为全球性危机。本文对传染病全球化的原因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防治策略作一探讨。 1传染病全球化的原因 1.1经济全球化使传染病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快速发展的国际经济贸易，使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流行到各国。携带病原体的病人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传染病的潜伏期还要短。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它国家或地区。 1.2 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全球贸易造成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传播。世界各国消费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和加工食品，这些食品可能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在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运输、储存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如果出现污染，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疯牛病和口蹄疫在各国的发生和流行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1.3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加快给致病微生物带来繁殖场所。 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逐年增多，对疾病的免疫能力下降，容易被致病微生物感染。城市化速度加快导致城市人口暴增，居住过度集中，城市负担过重。用水、用电、医疗卫生、食品、住宅等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的贫民窟，卫生条件极差，成为致病微生物繁殖和藏身的场所。 1.4 战争和自然灾害是瘟疫的催化剂。 战争过后瘟神接踵而至，大灾过后必有疫情。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流离失所的难民进入城市或逃往其他国家，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 1.5 生态环境的变化，使病原微生物的生物习性改变，毒力增强，有利于疾病传播和流行。 大规模农田改造、砍伐森林、大型工程建设等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改变，可使携带致病微生物的昆虫和动物的生活习性发生变化，导致传染病的传播或爆发。如疟疾的传播范围超越了热带地区就是因为带菌的蚊子活动范围扩大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活动明显地影响了地球生物圈。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地球表面温度上升，这对疾病跨国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许多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使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增多，范围扩大，从而影响疾病传播。 1.6 不良的社会和行为方式，直接传播传染病。 如静脉注射吸毒、不安全的性生活等传播艾滋病。 1.7 微生物本身进化，基因变异。 微生物自身进化使得它们能够适应新的寄主细胞或找到新的物种作为寄主，产生毒素，破坏人们的免疫系统，对药物和抗生素产生抵抗能力。人们大量使用杀虫剂、抗生素，更加速了病毒抵抗能力的发展。结核耐药菌的产生就是个例子。 1.8 现代医学实践使传染病更加有机可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确信，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已经征服了一些传染病。防治传染病取得的显著成绩使得各国麻痹大意，原有的防治系统逐渐衰落，公共健康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心血管病和癌症等“现代病”，疫苗的研发、生产不适应疾病防治需求，财政支持力度差，人员培训和公众教育重视不够等问题积聚，当再发和新发传染病来临时，限于被动地位。另外，现代医学和相关实践，如输血和侵入式治疗等，也使人们更加容易受病毒和细菌等病原体感染。 1.9 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们进入热带雨林和其他人迹罕至的地方，带回了很多人类原本未曾接触过的致病微生物。 2传染病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国家的核心职能是为了防止其公民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劫掠，获得安全感。从国际政治理论的传统来看，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主要强调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基本上忽视了传染病对人类安全的巨大影响。事实上，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数远远超过死于战争的人数。 美国从事战略研究的思想库兰德公司以艾滋病为例，对传染病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2003年4月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传染病已构成一种全球威胁，人类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2.1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传染病带来人口死亡和健康状况恶化，直接减少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传染病也使得患病的劳动力生产效率下降；受到疾病影响，人均收入减少，特别是中低层家庭的收入严重减少，这导致居民户尤其是贫困家庭储蓄和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传染病的另一个结果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大量研究表明，沦为贫困的人口大多是疾病原因，传染病的爆发将扩大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一国反贫困的难度。传染病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旅游、餐饮、交通等服务业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而这些行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当这些行业受到打击之后，又导致一国失业状况恶化。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传染病流行可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不能及时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传染病所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可能是某个区域内所有邻近的国家，甚至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带来严重的影响。如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造成全球近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06年1月世界银行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联合估算，若全球禽流感疫情持续１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达８０００亿美元。 2.2 对人口数量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过去传染病几乎是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保持人口与资源平衡的工具。大规模的传染病过后，人口大量死亡，对国家的实力甚至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当今社会传染病和人口数量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弥补传染病流行期间家庭成员死亡带来的损失，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可能会增加生育量以减少风险，结果是传染病之后人口数量反而会增加，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世界环境的恶化、世界人口的贫困化。传染病会带来人口在国内和国际间的流动，并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带来直接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某些地区受到传染病的严重打击，当地人口锐减，而外来人口又不愿意迁入，会造成当地经济的倒退，如巴西和哥伦比亚的某些农村地区、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区，都由于疟疾流行而无法开发。受到传染病袭击的地区会发生人口外流，如印度1994年爆发鼠疫， 1995年扎伊尔爆发埃博拉病毒的时候，均发生了大规模移民现象。外流的人口可能携带着致病微生物导致传染病流行范围的扩大，由于人口外流的方向往往是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穷国流向富国，也会对流入地区和流入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已经无法在传染病的海洋中成为幸存的安全岛。 2.3 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传染病带来的人口死亡、残疾和社会恐慌给政府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传染病过后留下的贫穷、贫富分化、大规模人口流动等也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传染病作为突发的危机事件，将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在现代社会中，决策日益多元化，媒体和公共舆论介入政治决策，使危机处理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内重大问题，甚至是全球性问题。危机的爆发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危机的处理涉及到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些都使得危机变得更加政治化。如SARS流行期间WHO和国外媒体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成功处理危机可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如果政府无法成功地应对传染病的挑战，就会导致政府的公信度下降，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损害，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能会成为“失败国家”。 2.4 对国防的影响：战争总是和传染病相联系。战争能够帮助传播疾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军队的行程，流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并导致大约4000万人口死亡。直到20世纪，在历次战争中死于瘟疫的士兵几乎都比死于敌手的士兵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作战的效率和士气。在很多时候，军队是被病菌而非敌人打败的。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很多，如伯罗奔尼撒战争、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李自成进入北京等等。疾病甚至能打破像拿破仑这样的军事奇才。当时受法国控制的海地爆发黑奴起义，拿破仑派兵前往镇压，在法军到达多米尼加数日后，黄热病流行摧毁了这支精锐部队，包括法军的统帅在内的2.7万人丧生。拿破仑对此束手无策，不得不将当时法国占领的路易斯安那拱手卖给美国。和传染病全球化紧密相连的新问题是，最近出现了生物恐怖主义。如美国“9.11”事件后，发生了炭疽热邮件。和常规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相比，细菌武器的成本最低。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已经确定了十余种可能被恐怖份子利用的致病微生物，这些病原体携带方便，可引发包括天花、炭疽热等多种传染病，能够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且防治极为困难。 3 防治传染病全球化的策略——加强国际合作 从历史和现实的事例中，世界各国均认识到，国际间的合作对于防止传染病传播和流行非常关键。发生传染病，尤其是突发疫情时，各国政府要做出迅速和有效的反应，互通信息，公布疫情，共同建立预警体系和防范机制。2003年SARS爆发之初，中国没有及时与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沟通信息、开展合作。由于疫情的发展，以及在危机初期应对措施不当(如对疫情的不重视)，引起了国际舆论和周边国家的观注，中国政府不得不迅速调整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一方面，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安排有关的专家组到广东、北京等地考察，另一方面，加强了和周边国家的沟通和合作。2003年4月温家宝总理出席在泰国召开的东盟与中国首脑SARS特别峰会，达成了《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此后东亚地区开始统一规划、协调政策，共同抵抗SARS。吴仪副总理在世界卫生组织第56届年会上坦诚地承认中国在SARS危机初期对疫情重视不够，并强调中国愿意承担在预防突发性疾病方面的责任。这些努力得到了国际上的理解和赞赏。正是由于各国政府紧急应对和大力合作，对SARS之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没有酿大灾难。 国际合作应对传染病全球化的策略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国家层面上，各国政府需要改善其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危机预警和应对机制。如我国政府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依法规范公共卫生危机处理机制。其次，在国际层面上，各国政府之间需要加强政策协调、确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规则和惯例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如亚太经合组织于2005年11月18-19日在韩国釜山召开成员国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流感大流行防控倡议》，号召成员国在现有卫生和备灾合作基础上，通过单边和集体努力，采取紧急行动，从源头遏制禽流感并防止人间大流行。第三，在全球的层面上，除了各国政府的努力之外，必须调动所有相关的资源和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的参与，共同防范传染病的全球化。为人类最终战胜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奠定基础。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412274a4493daef5ef7ba0d4a7302768f996f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