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翻译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哲学的命题就是可译性，即意义或真理可以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不带来任何本质上的缺损……。哲学源于翻译或可译性命题。” （德里达,1985:120） 对翻译的本质——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古来有之。那是一条幽深而神秘的通道，打通着世界上各民族千差万别的语言。许许多多的哲人先辈在这里艰难摸索希望看到通道尽头的光芒。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分辨那崎岖道上睿智的足迹。在离我们最远的一端，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大脚踏印出来的。这双不知疲倦永远上下求索的大脚曾广涉诸多领域。他被后人称为“各门学科之父”，也是系统探讨语言的方方面面的第一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解释篇》中表明了他对于语言的一般看法： “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各个民族的口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约定，但内心的经验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 (陈嘉映,2003:8) 这段文字应该算是可译性理论最早的文献了。它与我们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论述实是异曲同工。 不同的语言可以有相同的意义存在。语言之与意义，“尤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与虚空。”（任继愈,1997:111）但不管是烛火、薪火抑或是石火，火都必须依一物而存。意义依语言而表现，语言托意义而存在。这也算是可译性的朴实见解。 中世纪初的大思想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 354 – 430）也曾就语言有过全方位的思考。是他首先把《约翰福音》开篇的一句理解为“太初有言”的，并明确提出了言语创生万物的认识。奥古斯丁还区别了声音与意义： “声音与意义是两回事。声音方面有希腊语、拉丁语之别，意义却没有希腊、拉丁或其他语言的差别。” （奥古斯丁：《忏悔录》，196） 声音因人而殊，随时而异，意义却是不变的。这可以算是可译性理论的又一佐证。 奥古斯丁有时也把意义称作内在的语词，内在的语词无须通过声音的表达而存在，是人类思维中的概念。这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倒有几分相似，是句子表达前抽象的语义结构。外在的语词却总是依赖于内在的语词的预先存在而存在的。但他也承认，从内在的语词到外在语词的表达，犹如从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的转换。通过转换规则，其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思维在最终的表达中成为语义清晰得句子。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后来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这一区分，主张内在的语词是上帝的语词，体现了上帝的创造力量，外在的语词则是一种受创物。上帝可以通过外在的语词对人说话，也可以直接通过内在的语词对人的内心说话。显然，这内在的语词便是那“太初之言”，是上帝的语言，是真理的语言，是人类统一的语言。它后来成了本雅明、德里达等众多哲学家所梦想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 其实，就是这些看似“不切实际”的超验问题（可译性问题等）构成了翻译研究的范畴领域。翻译研究所探寻的是某种建立起经验的东西。而建立起经验的东西，正是那使经验得以可能的根据。这根据不是经验本身，是经验之非经验的基础，因而是超验的，或曰“形而上”的。译学问题的基本性质，正是在于对经验之形而上的基础进行追问。古人云：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时。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翻译是以经验作基础，也就是说，要以人性的活动作基础。翻译若离开人性的活动便不会获得自己的对象。因此，翻译研究不应只把目光仅仅对准经验对象、对准翻译客体（即原文、译文）本身，而更应对准产生经验对象的人性的活动（即整个翻译活动），它是对翻译主体整个翻译活动的反思，其结果不会只是关于具体的经验对象的知识，而更多的是关于主体（作者、译者、读者乃至所有与翻译活动有关的当事人）在其中的文化创造之原动力的“知识”，是其心灵的艺术体悟。这是哲学高度上的翻译视域，也应证了现代翻译研究从以“文本为中心”的单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在逐渐走向“以人为本”的交际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功能学派等多元体系。笔者在此的努力便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各种翻译理论中，梳理和确定一条现代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这便是老子所谓的“大道至间”。而这条“大道”当是受哲学思潮渗淫的从翻译的客体走向翻译的主体之路。 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感悟和认知活动，是“在经验中的思”，而翻译研究则是对经验中的思做“再思”。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话说，就是“思想思想”，其所得即是“纯粹的思”，也就是我们在翻译中所追求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i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020a2d2bad528ea81c758f5f61fb7360b4c2b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