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知人论世”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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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知人论世”之我见 摘要：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的观点，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知人论世”既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前提条件，也是一种基本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打开文学之门的钥匙。 孟子，名轲，字子舆，一字子车、子居，鲁国邹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为儒家经典之一。孟子师承子思，继承、发挥了孔子的儒家学说，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宗师，有“亚圣”之称。在文论史上，他提出的“知人论事”“以意逆志”的观点，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影响很大，下面着重谈谈他“知人论世”的说法。 一、“知人论世”的提出 “知人论世”语出《孟子·万章下》，是孟子对他的学生万章谈论交友的问题时提出来的：“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尚”同“上”，“尚友”就是“上友”。“上友”是与古人作朋友，孟子所说并非专为论诗，而是关于修身的问题，即学习古人，不仅要读古人的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这就涉及到作品（诗、书）作者（人）和时代（世）之间的关系，即密切联系作者的思想和生平，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理解具体作品。将这种思想引进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领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会有不同的遭遇和经历，而这些属于该作家独有的人生经历，情感状态、生活体验是不会和其他时代的作家一模一样的。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造就了专属于它这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作家，例如生活在盛唐的李白，他的雄壮飘逸、浪漫奇谲的多彩诗篇，高奏出盛世之音的凯歌；而同样在唐朝的李商隐却唱出了晚唐哀婉低沉的曲调，这显然是朝代兴亡带给文人的迥然不同的感觉，因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大相径庭的回音。另外，个性风格的不同也会导致文风的差异，北宋的苏轼，生性豪迈，他的词非红脸大汉，高唱“大江东去”不可，同样生活在宋朝的柳永，细腻委婉浪迹于青楼歌妓之间，他的作品只能是十七八岁女孩，手持竹板低声吟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知其人论其世方能识其文。 二、何为“知人”？何为“论世”？ 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文艺，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里的反映，总是受时代的影响，凝结着时代的风采。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是与社会的更迭息息相连的，因此，它必然带上时代的色彩。而作为作家，由于身世经历、教养、思想面貌、道德的不同，以及所处环境的差异，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必然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正如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清代刘熙载在《诗概》中说：“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这是多么中肯的见地。如果鉴赏古人的诗歌，批评古人的著作，不了解作者的为人，不了解作者的环境，是无法鉴赏和批评他的作品的，而所谓知人，就是要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性情、气质、阅历以及创作动机等。要“知人”就得先论其世，即把作者的言行举止与他生活的境遇联系起来，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诸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诸方面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知人”与“论世”是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概念，“知人”是读书的目的，“论世”是“知人”的途径。人是社会的产物，一个人的处世行事方式，思想精神状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养成并受到社会生活的客观制约的。鲁迅先生说得好：“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要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先生的话实际上肯定了“知人论世”在阅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含蓄批评了那种断章取义，就文论文，主观臆断的错误阅读习气。“知人”并非仅仅了解作者的传记资料，“论世”也不是孤立地去查阅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资料，而是要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既要了解作者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生活轨迹，又要了解社会生活、政治环境对作者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实际上，作者的创作往往与个人遭迹有关，而这种人生遭迹，既有个人的因素，更与社会环境的作用相联系。司马迁受宫刑而著《史记》，东汉的冯衍因触光武忌获罪乃作《显志赋》，用刘勰的话说“《显志赋》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是白居易遭贬谪，有感于琵琶女潦倒身世，顿生同病相怜之慨的悲怨之作；“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则是意志消沉，年老贪乐的白乐山的艳词。李白早期热衷功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意气风发。后来官场失意，被赐放京城，“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又是他的激愤之词。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一定的处境、心境之下创作的，蕴蓄着作者当时的情感态度。读者只有把握这种感情动向，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思想底蕴，获得艺术享受。 三、为何要“知人”？为何要“论世”？ “论世”是“知人”的前提条件，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想了解作品，就一定要研究作者生平活动的社会舞台，任何一个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其情感动因的形成都离不开时代氛围、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活动的影响。比如宋朝的李清照，作为一位杰出的女词人， 她幼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李格非很有学问，母亲也知书识字。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少女时代的她聪明、活泼、天真、纯洁。一首《如梦令》很能将她这种心态渲染出来：“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藉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后来，北宋灭亡，李清照夫妇南渡，她的丈夫赵明诚病逝。她孓然一身，四处漂泊，晚景十分凄凉。至此，她的词风也大变，由原来的清新、自然、优美转为沉郁、凄凉。这在《声声慢》一词中表现最为明显：“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说明，激发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因，往往受到社会生活的左右。生活是创作之源，来源于生活的作品才会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读文学作品时，如果不了解社会状况对于作者的影响，仅仅就作品论作品，是难以深入作品本质，把握其思想意蕴的。 “论世”不仅可以了解社会生活对作者思想的影响，还可以由此了解作者创作风格的变化。鲁迅与周作人是一母同胞，都生活在民国时期，兄弟二人都有才情，最初都致力于以文疗救民生，以文摇旗呐喊。可随着日寇入侵，面对惨遭蹂蔺的祖国，鲁迅更为坚强，成了一名为民请缨的战士。他的文风更为凌厉，如匕首如投枪。而周作人则思想渐趋消沉，沉溺于饮食、消闲，对国事越来越不关心，文风也更为闲适，最终沦为了附庸日寇的汉奸，受到国人的鄙视和唾骂。“江郎才尽”的江淹和“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庾信，同样经历了南北朝政权的变迁。江淹历仕宋、齐、梁三代，几易其主；而庾信早年仕梁，后奉命出使西魏，羁绊长安，屈仕夷狄，最后就职北周，亦是仕宦三朝。江淹因耽乐于宫庭，自闭耳目，失去了创作之源，以至才思枯竭，诗情不再。相反，庾信仕周后虽官高位显，但常怀仕夷之辱和故国之思，从而以其“凌云健笔”，写出了对大唐诗坛影响最力的诗篇。可见，时代风云对不同作者的影响，往往有天壤之别。作者对社会状况不同的感受，往往会使他们在艺术道路上进行完全相反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作家作品放入一定的时代氛围去考察，才能真正了解作家与作品的全貌，从而获得高质量的阅读与欣赏效果。 四、个性品格对创作的影响 当然，对作者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社会生活，还包括作者的出身、经历、性格等等，朱自清与俞平伯各有文采，都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蒋介石统辖的国统区，二人同游秦淮河，同样都写有关秦淮河的文章，朱自清的散文折射出作者的苦闷与忧愁，而俞平伯的文章则才自清明心自高，别有一种飘逸。二人性格不同，对时世的感受不同，自然文风各异。唐代杰出的诗人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唐朝由盛及衰的时期，二人仕途均不得志，但二人的艺术风格却是相差甚远。这种差别除了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不同，与二人的生活经历及个性气质有很大关系，李白出生于富商之家，年轻时凭借着家境殷实，曾游历过很多地方，视野的开阔，经历的丰富，形成了他豪迈、神奇、俊逸超迈的浪漫主义风格，他张扬个性、注重自我，在诗中即有突出的表现。而杜甫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自幼养成了敦厚忠诚的性格，积极追求入世，关注国计民生，关注社会底层，他的诗作始终体现出对人民的关爱，对社会的批判。 同时，由于深受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使得这种揭露从不过激，其“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有中庸平缓的一面，这一点与他的幼年教育深有关系。由此可见，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往往能够帮助读者在较深的层次上把握和理解不同作者、不同作品的差异，从而使阅读欣赏进入更高的层次。 四、作者的写作处境也是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 有些时候，文学作品的主旨并不像说明文那样明了单纯，尤其是诗歌一类的作品，其主旨更是幽隐含蓄，不易索求。如果不深入了解作者处境，往往会曲解作者意思。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的《破阵子》词，最后几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本来是李煜的悔恨之辞：昔日亲信都离我而去，只有素日所贱之宫娥，尚从容镇定为我奏一曲辞庙哀乐，亡国之君真是凄惨！苏轼读后却这样感慨：“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意思是亡国受降之际李煜还与宫娥难分难舍，怎能不亡国？苏轼是北宋奇才，阅读这首词尚会发不确文论，更何况一般读者了。由此可见，阅读文学作品，不认真揣摩作者创作动机和创作时的处境与心境，是无法准确理解作品内涵的。 看来，“知人论世”真的很重要。要想全面的理解作品，必须全面理解其人及其所处的时代。当然，除此之外，训诂释典，再造想象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综合运用才能取得最佳阅读效果。不过，正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所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知人论世”仍是一种主要的鉴赏批评手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7a29a27453610661ed9f4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