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乡土与走出乡土 潘韵丰 我对《乡土中国》的感悟将会分成两个部分，走进乡土和走出乡土。前部分讲述一些《乡土》的相关内容，后部分则谈些我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要说走进和走出呢？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多找个话题，消耗点时间（笑），另一个是讲讲自己读书的想法。我个人觉得，读理论类书要分成两个部分，“走进去”和“走出来”。书是作者构造出来的一个独立的体系，要知道作者写了什么，顺着作者的思路去读，去思考，才能达到作者预设的目的地，就是所谓走进去；走出来，则是以局外的立场看待书——有什么可以借鉴，有什么问题值得思考，观点是否合理等。两部分结合起来，应该会得到一定的收获。不过到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很难做到，因为时间耗费得太多。 回到正题。在谈书之前，首先讲讲费孝通。总体来看，费老的生涯可以以1949年为界简单划分为两段，前半段他身为学者和公知大放异彩，后半段他先是经历“文化投降”（是指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后遭遇文革，被扣上人类学、社会学五大右派之一的帽子（五右派包括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不得不放弃了学者的生涯，做共产主义的事业建设的马前卒。如果把1928年费转入社会学作为学者生涯的起点，费的学者生涯仅有20年。他50多年前的作品，我们今天还在阅读和思考，可见费老的功底之深。 简单了解了作者，我们就大致看下《乡土》的结构。《乡土》共14篇，PPT上的即是各篇之间的逻辑联系。老实说，在刚开始读完《乡土》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它的逻辑整体框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或许是我能力有限，在这本费老基于讲课内容写出的文章合集里，我并没有找到一个系统的逻辑联系。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十分随意，信手拈来一般，说到哪里便是哪里，有很大的探索性。因此我对《乡土》的阅读和思考都是分段式的，把14篇文字划出几部分，或许有糟蹋费老用心的嫌疑，在此抛砖引玉了。乡土本色是首篇，以乡下人的“土气”为引，点明乡土社会的总特点——地方性，其余各篇论述的乡土特色均可回到这个起点。以《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为例。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其作用在传递信息。信息的传递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同时代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一个是社会的世代之间。在费老的讲解中，文字在乡土社会的地位是不够高的。怎么论证的呢？乡土社会具有地方性，人员流动和自然变化极少。人的流动少，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频繁，而能够直接频繁接触的人可以用语言来承担表情达意的作用，而无需文字介入；自然变化少，就意味着个人得到的经验与世代传承下来的经验极为相近，个人通过前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就可以形成应付生活的行为模式，就更不需要文字来传承信息乃至文化。当然，这个观点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我们留到后面再表。 接下来介绍部分乡土的内容。《乡土》中还有费老其他的观点，主持人和前一位展示者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详叙。我们就简单看下全文最重要的观点：差序格局。对差序格局最经典的表述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像石头投进水面扩散出来的波纹一样，越推越远，越推越薄。在这个格局里，个人的行为和评判标准是随着圈子的大小而变化的。对亲人密友是一种，对一般熟人是一种，对待陌生人是另一种，具有特异性。这就导致了社会中的道德具备了伸缩性。费老把这种情形概括为自我主义，将之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相对比。举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例证，孔子主张先成就小团体，再完善大团体。也可以用这样的逻辑看，为了小团体考虑，可以先牺牲大团体的利益，是否与我们所说的缺乏公德心相符呢？在小团体和大团体利益发生无可避免的冲突时，首要考虑的小团体的利益，即所谓伦的观点的具现化。在乡土社会，这样的模式才是正当的。并不是不为公或者集体考虑，只是大集体的利害贬损与自己的利益并不密切相关。就像鲁迅先生那句“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千年的传统社会，其实是没有发生几次革命性的变化的，有的不过是皇帝年年有，今年换他家的区别。他们对待乡土的基层的政策基本不变。在此种鲜有变化的基层社会，理所当然不会形成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团体格局。对普通的乡土人而言，眼前的家，或者村的利益才是与自己休戚相关的，故才有孔子总结的先齐家后治国的思维方式，此时为家，村考虑，就成为了公，这也就是所谓公私群己的相对性。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格局，费老没有讲述，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相信在座同学各自都有自己的观点，在此就不把自己不成气候的看法说出来给大家拍砖了。 现在我们讲到了展示的第二部分。先看看《乡土》的写作，主要我总结了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用词。在书中，费老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小家族，礼治秩序，以及对权力的四种划分，长老统治等等，都是较为准确又令人易解的，很大程度上是乡土中国这本社科书籍得以畅销的原因之一。其次是对比，尤其是又中西两方进行的对比，清晰地反映了乡土的特性。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私人道德与团体格局的道德，中西家庭功能对比，都达到了明晰概念的效果。最后是比喻，不论是把差序格局比作涟漪，把团体格局比作柴捆，还是把诉讼的作用比作足球比赛中裁判的角色，都是极形象又不失精准的。用词，对比和比喻这三方面的特质，使费孝通的语言变得简单，又不失内涵。 第二个方面是《乡土》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意义。它实际上向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两大问题：一是关于私人道德的问题。这幅图的场景反映的东西，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自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基层的乡土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失去了往日的乡土特色，但乡土的私人道德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依照资格享有权利的观念还没有扎根。经济基础发生变化，道德观念也要跟上时代，否则会出现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是费老提出的时代性命题。二是从礼治秩序到法治秩序的转化，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地是在乡村。《水浒传》中有一个片段，西门庆在与潘金莲鬼混时，听闻武大郎要回来，吓得慌忙躲到潘金莲的床下去。我觉得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你们想，西门庆何许人？一个武艺在身的猛男啊，居然会因为软弱无力的武大郎归来，吓得直往床底躲。是什么吓住他的？是当时的礼治风俗，女人的丈夫是可以直接把女人的情人直接打死，不负责任的。即使武大郎没能力真的打死他，西门庆在他生活的社会也彻底无法立足，他还算滋润的生活就要因此毁于一旦，这才是他怕的。这是礼治秩序的威力体现。如果把西门庆放到现在，估计巴不得能在武大郎面前露面恶心他（笑），因为法治还不能对西门庆这样的人进行规范。举这么一个例子，是想说明礼治秩序并不是一无是处。但要使礼治替换成法治，必定要经历一个阵痛期，法制的机构的基层评价会到达一个极低点。如何让法治秩序在乡村安稳地扎根，我们法科学子是有能力和有必要思考的时代问题。 最后，我想谈谈对《乡土》一些论点的看法。《乡土》是一本久负盛名的社科书籍不错，但并不是它所有的逻辑都无懈可击。费老也是一个生活在具体时代中的人，其思维有其时代局限性。以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为例。如果说乡村对文字的需要真如费老所说这么无关紧要，那范进中举的故事又怎么会被作为经典的故事流传至今？在这方面，与费老的自身的生活和学习经历有关。一方面，费老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科举废除之后的年代（1905年后），学生在没有科举的情况下自然无心读书。在调查的时候他的眼中就很难看到乡村对科举的需要；另一方面，费老走的是功能学派的路子，看待社会产物的作用都从它对人的功能出发，这种观点有其说服力，但是容易走偏，忽略其他因素对文化演变的作用。费老的论述里只从乡村当时对文字的需要出发，缺乏对文字作用历史演化的讲解，或许有些许偏颇。还有一些其余的观点，我不再详叙，大家可以去读一下郑也夫先生写的《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568b1bc001ca300a6c30c22590102020640f27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