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活着》中的福贵 叶 辞 引 言 余华一直是作为先锋派的一面旗帜，傲然于中国当代文坛。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后，余华开始为人们所注意。也就从此开始，余华一路走来一路写，创造了一系列的短中长篇小说。在其早期的创作中，极具先锋风格：纯净细致的叙述，冷漠平淡的语调，不同寻常的语言规范，荒诞不经的情节，魔幻性的氛围。此段的余华，正如莫言所言：是一个“清醒的说梦者”，[1]是“仿梦小说”[2]制作人，站在高处，远远的看着人群，看着人的出生，更看着人的死去、人的丑陋，“借助对感觉的描写来幻化世界”，[3]他轻描淡写着浓得化不开的血，人致人于死地的暴力，给文学界、文学批评界带来不少的震动，冲击着传统的小说创作观，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其真正赢得广大读者的作品则是转型后的《活着》，在《活着》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连 “血管里都流着冰渣子”的先锋作家似乎不如早期“先锋”了，似乎多了些“新写实”的特点。我们看到了：更故事情节化的内容，更平实易懂的文字，生活口语化的对白，趋于传统的叙述手法。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余华转而从血腥、死亡、黑暗走向温情，走向些许温情的力作。虽然这部作品赢得了许多的认同，许多的读者，但依然引起了极大的论争。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对文章中的农民形象福贵就褒贬不一。可以说：《活着》和中国许多的著作一样，难逃“国内开花国外香”的命运怪圈，这也是一部在国际上先畅销起来反而引起国内关注的书。据了解，《活着》曾被译为英、法、德、荷、日、意、西、韩等多国文字，韩国《东亚日报》（1997年9月3日）评论“这是非常生动的人生记录”，认为福贵“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自画像”，意大利《共和国报》（1997年7月21日）说“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不去死”…… 在国外一致好评，肯定余华以极大的温情描写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的情况下，国人却有很多人无法接受余华，接受福贵，认为余华对“福贵”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对人性的污染，是对我们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的一种侮辱，是余华给我们下的慢性毒药，让我们慢慢失去力量，失去抵抗力。“福贵”除了有动物性的基本本能以外，其社会性的一面几乎接近零点，“麻木、愚昧、无知，是一种退化的„生存‟，根本没有„生活‟过，完全没有比动物更多的意义”，[4]但也有人认为“福贵”是中国农民苦难的真实写照，认为余华“完全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张艺谋根据《活着》改作改编的电影大大提高了福贵的知名度。 文学即人学，创造生命，可以说是现当代小说写人的最高艺术追求。 所以， 对人物形象的探讨极其重要。针对国内外对《活着》及其人物福贵的分歧，本文将以福贵这一形象为立足点，贯穿于中国五四以来农民题材小说的发展，来剖析农民福贵的形象，深究这一农民形象的意义，以及探讨余华塑造这一形象的原因，从而了解福贵这一形象的文学价值。 一、福贵形象分析 小说的创作是离不开人物的，“小说艺术是涵盖于塑造人物形象，艺术典型的艺术。”[5]尽管现当代小说作品中有已经不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主，明显淡化人物，诗化人物倾向的标新之作。但对于文学创作的主潮流来说，人物形象塑造仍位置重要，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小说创作更多的关注人本身，从社会学层面深入到从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的层面挖掘人物，致力于对人原本状态的还原式描写，致力于活生生的生命创作。看似少了些典型，实则多了些生活实感和生命质感。余华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d173d26192e45361066f5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