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26日08:57 光明日报 田晓岫 中国现代民族学是从西方引进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一门学科。近现代以来，引进西方民族学理论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出国留学，如蔡元培、潘光旦、杨成志、吴文藻、杨、凌纯声、林耀华、费孝通、宋蜀华等著名学者，远涉重洋，学成回国，著述讲学，传播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第二条是翻译西方民族学著作，以林纾、魏 易从英译本翻译德国学者哈伯兰著的《民种学》（1903年）为最早。其他西方民族学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均有中译本。其中，李鹰扬（杨贤江）译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1929年），杨东译摩尔根著《古代社会》（1935年）等在思想界影响最大。 民族学中国化的内涵有四：一是研究对象中国化；二是研究方法中国化；三是理论体系中国化；四是应用研究中国化。用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对中国各族的居民点进行调查研究，是学者们实践民族学中国化的第一步。从1928年杨成志只身一人进入大凉山调查彝族，以及同时期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创设民族学组，先后派出研究人员分赴广西、东北、浙江、湘西、云南、海南岛等地调查少数民族算起，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政府组织包括民族学家在内的“中央访问团”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之后又进行民族识别，再后又组织各方面学者对全国十六个省区的少数民族进行实地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又广泛开展了若干补充调查；与此同时，在台湾的民族学家也对高山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之后，编写出版了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丛书。这些调查研究主要属于民族学中国化的第一步范畴。 在新中国的民族学调查中，除了使用西方民族学规范的田野调查法，拟定调查提纲，记录直接观察和访问调查的结果之外，还创设了点面结合的调查方法，分工协作、小组讨论与个人执笔相结合的集体调查方法。而此前中国现代民族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使用一些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例如民族学调查报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就注意使用了历史文献资料，注意赫哲族文化的历史研究。就是说，在中国现代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在研究对象中国化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进入第二个层面，即部分实现研究方法中国化，如使用溯源法和历史考据法。回顾过去，几辈学者历尽艰辛，完成了对中国55个少数民族拉网式的普遍调查研究，并开始了对汉族的研究。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空前的。但从总体来说，这些研究都只是属于分析研究。而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更注意综合研究。就是说，不仅要追根溯源，讲清楚来龙去脉，而且要从整体的视角，讲清楚每一族群在中华民族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在民族学理论体系中国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者，要数潘光旦和费孝通。潘光旦先生学贯中西，他试图从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中找到与西方现代人文思想相通的理论体系。他用西方现代民族学理论对儒学精髓作了全新的诠释。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民族学的全过程，并且在实践和理论方面一直走在这一学科的最前列。他高瞻远瞩，提出当代中国民族学的任务，是努力开展对中华民族的综合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 在民族学应用研究中国化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学家参与中央访问团访问民族地区，及以后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中国现代民族学都在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在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互相理解的桥梁，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24a49fcaef8941ea76e05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