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视角下的故乡记忆——论鲁迅《五猖会》中复归的悖论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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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视角下的故乡记忆——论鲁迅《五猖会》中复归的悖论与冲突 作者：周园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6期 《五猖会》通过对儿时记忆的回顾和故乡“迎神赛会”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故乡风俗人情的追忆与怀恋。一方面，与五四时期“呐喊”的“鼓手”与“战士”相比，这个时候的鲁迅开始呈现出激进中的保守状态，由批判封建落后到反思传统习俗，由逃离故乡困境到重寻精神家园，这集中体现了他个人的转变；另一方面，鲁迅又将回忆里的甜美与难以释怀的伤痛两相对照，文本中儿童的纯真率性又始终渗透着成年人的理性思辨，两种情感的相互剥离、相互冲突使得其字里行间缠绕着浪漫的温情与挥之不去的悲凉，复归的悖论与冲突深刻地体现了其“精神还乡”的悲剧性。 一、牧歌与挽歌的“双重变奏” 首先我们知道，《五猖会》写于1926年5月，当时鲁迅四十五岁，正值人的中年时期，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提道：“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失所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鲁迅写作《五猖会》的心情，绝不是轻松怡然的。当一个人在四处避难流离失所的时候，就难免会想要寻求心灵上的寄托与归宿，家园对于鲁迅这位羁旅异乡,在时代、文化的格斗场上辗转大半生的人来说,无疑是个温暖的字眼。无论他面对论敌时有多尖锐、愤激,无论他处于时代转折期内心有多彷徨、苦闷,然而在面对故乡、家园时,内心都会变得温情而滋润起来。所以他对童年故园、人物景致做了温暖而亲切的追怀，并为自己寻得可回顾的“精神家园”，他对故乡诗性的描述奏起了一首乱世中的牧歌。 但鲁迅又不是简单地回忆旧时的美好时光，他在对这首田园牧歌进行审美建构时，又对其自行解构。正如他在小引中所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或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②对故乡回忆的美好，是由于“思乡”的缘故，过去是不可再现的，因而就有了一种无法比拟的优势，失去的常常是美好的。但鲁迅从不以虚幻的美好的想象来麻醉自己，而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过如此”四个字就显示了鲁迅的清醒意识，故乡在他的笔下，是既温馨又悲情，既美丽又哀伤的，他为这牧歌的消弭又吟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于是，对故乡风情的怀恋和其远观的审视造成了他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处于一种巨大的矛盾中，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演绎”和情感的交相抑扬中，我们体会到了鲁迅充满矛盾的心境和不可言说的苦涩。 二、美景幻灭的无奈与伤痛 《五猖会》的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印象中“迎神赛会”的热闹场景和家乡的风俗人情。文章一开始，鲁迅就撇开了他一贯针砭时弊的议论，而是以一种轻松自在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一个珍藏已久的故事：“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③没有多余的铺垫，直接将“迎神赛会”和盘托出，紧接着，开始慢慢地引入到“迎神赛会”和“我”的关系上：“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往往伸着脖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 于是，完了。”④这样文章一开始便充满了一种心理上的期待，使文本形成了内在的张力，为下文父亲出场造成“我”无法顺利观看赛会做铺垫，再接着，又花了一大段来描写《陶庵梦忆》中所记载的赛会情景，并认为“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失了”⑤，“极了”和“可惜”与上文提到的“盼”和“希望”相呼应，为下文中“我”有机会去东关看“五猖会”这件盛事蓄势，这是文章的前半部分。到这里，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迎神赛会”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种封建迷信，“农民在遭遇到灾荒时，或者逢年过节（尤其是传统的鬼节）时，都要举行迎神会。他们抬着庙里的神像巡游，即请神仙出巡，保佑平安，赐福来年，久而久之，这便成了民间常见的风俗”⑥。农民们用这样一种特有的仪式表现自己对神灵的祈求，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同时又将这种活动作为其娱乐生活的补充，这对于从小生活在绍兴的鲁迅来说，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并且那时“觉得这些都是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⑦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在这个时候，对这一种民间长久积淀的封建习俗文化不仅没有进行否定和攻击，反而记忆深刻，信手拈来，字里行间全透露着对“迎神会”的欢喜，这不得不说是鲁迅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点，也是他开始“精神还乡”的起点。他开始从传统习俗中为自己寻求情感依托，从而获得重构精神家园和精神还乡的力量，与底层民众的精神共鸣和民间艺术的紧密联系成为鲁迅对童年故乡的主要回忆。 然而，在《五猖会》中，鲁迅又不单单止于这样的思想转变。我们还注意到，鲁迅以“五猖会”为题，本来作品的中心应该是回忆儿时前往东关看“五猖会”的这一具体往事，但作品却未能够详细地描述东关“五猖会”的盛大场面，事实上鲁迅也并未能亲眼目睹“迎胜赛会”的热闹场景，但他却用了整整一段提到《陶庵梦忆》中对以往赛会的记载，再现了绍兴古人祈雨迎龙王、扮演《水浒传》人物故事的“盛举”。文本中很明显地呈现出“那时”与“现在”的对比，清晰地看到作者儿童与成年视角之间的转换，这显然是鲁迅有意为之，他通过今昔对比让我们看到了绍兴民俗的时代变化，感受到绍兴乡间的朴实民风。“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⑧但这样的情景到了现代的绍兴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祈雨迎龙王的风俗还有，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与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载的热闹场面相比，显然是差之甚远。鲁迅写的虽然是“迎神赛会”的演变，却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中国农村日益破败的现实，所以他不无感叹地说：“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失了。”在这里，鲁迅一方面勾起了对以前“迎神赛会”的种种回忆，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对其进行精心描绘；另一方面又以成人的角度进入，以凝视的眼光对其加以理性的审视，“迎神赛会”逐步走向没落，传统的乡风民俗慢慢淡出视野，美景的幻灭衍生出无限的伤痛与失落，无论是人或物，在今非昔比的感叹中鲁迅为其逝去的和即将逝去的事物唱响了挽歌。 三、“他者”阴影的笼罩与阻挠 大多数学者之所以把《五猖会》定义为是作者对封建教育制度和家长制度的批判，是因为他们都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文章的后半部分，即父亲要求“我”先背诵完《鉴略》才能去东关看“五猖会”，而“我”背诵完之后，“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但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文章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在感情基调上其实是一致的，对以往迎神赛会的追忆性描写和父亲的“一碗凉水”至今让“我”难以释怀的体验其实都是作者对“理想家园”建构这一目标的理性审视与解构，都集中体现了鲁迅在试图回归过程中的矛盾心态，而且，据周作人回忆：“背书这一节是事实，但即此未可断定伯宜公教读的严格，他平常对于功课监督得并不紧，这一回只是例外，虽然他的意思未能明了。”⑨也就是说，鲁迅一直难以释怀的事情其实只是一次例外和偶然，但是否真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是孩童对迎神赛会的向往、期待、失落和失望情绪的多方面展示”，以及“表现了家长与儿童在心理上的隔膜导致孩子心灵的受伤和不尊重‘儿童天性’”那样简单呢？ 事实上，童年的鲁迅并非是一个一味贪玩、不爱学习的孩子，而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三味书屋的课桌上至今还有的他童年刻下的“早”字，就是鲁迅敦促自己努力学习的鲜明写照。那么，鲁迅在这里设置这件事是不是有意为之？除了作为反封建教育制度的有力例证之外，是否可以理解为鲁迅在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中自行解构了其本人对精神家园的建构呢?“我”现在为了逃避“纷扰”与“离奇”试图复归是否真的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还乡”呢？所以笔者认为，“父亲”在这里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特指，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强大的“他者”形象，而这种“他者”阴影的阻挠与笼罩并不仅存在于《五猖会》中，比如在《二十四孝图》中，当“我”得到了那么薄薄的一本阴间的图画时，高兴极了，“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⑩作者对故乡淳朴的民风民俗在给予极大的“爱”的同时又对其愚昧落后给予极大的“恨”，而这些“他者”的阴影就成为鲁迅在试图复归路程上的巨大冲突与枷锁。 总的来说，《五猖会》以作者儿时对迎神赛会的盼望和对《陶庵梦忆》中记载的“五猖会”盛举场面描写开始，以父亲要求“我”背诵《鉴略》影响“我”观看“五猖会”兴致并多年后对此事都耿耿于怀结束，他一方面表达了对传统赛会的莫大欢喜，另一方面又决绝而无情地揭示它的野蛮、愚昧与落后，在这两种力的相互较量中，在温情与残忍并存的文字里，达到了鲁迅个人生命体验的高峰。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3ceb8dead45b307e87101f69e3143323868f5f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