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回归模式中的宿命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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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回归模式中的宿命书写 作者：洪 艳 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9期 内容摘要：王安忆的《长恨歌》所描写的主人公王琦瑶是一个虽“置身于大历史”却“在一个女性的小格局中左冲右突”的女性形象。梳理王琦瑶的命运之路，可以总结为逃离——回归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她竭力自我拯救、自我抗争，试图冲出命运的藩篱，但她越是挣扎，越是陷入命运的圈套，这是一种宿命，一种无法摆脱的、永无休止的轮回。 关键词：长恨歌 逃离 回归 宿命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最早连载于1995年《钟山》杂志，展示了一个出生于旧上海弄堂里的女子王琦瑶的悲剧一生。她与国民党高官李主任、摄影师程先生、年轻的学生阿二、没落企业家的庶出之子康明逊、混血儿萨沙、年轻的“老克腊”、女儿同学的男朋友“长脚”等人经历了一系列爱恨纠葛，最后却死于基于钱财之争的他杀。王琦瑶，一个出生于上海弄堂的女儿，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她特殊的个性，是一个虽“置身于大历史”却“在一个女人的小格局里左冲右突”的女性。《长恨歌》选择了与宏大历史叙述方式不同的书写方式，挖掘出相对疏离于主流历史之外的另外一些审美维度。《长恨歌》中的故事叙述都是直线型向前推进的，读到最后却发现结局衔住了开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这种封闭的圆圈是一种宿命，是一种永无休止的轮回。梳理王琦瑶的命运之路，可以总结为逃离——回归的模式。 一、悲剧人生中蕴含的命运模式：逃离——回归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让王琦瑶这个核心人物在第一部的第五节中才缓缓出场，而在前面的一至四节中，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细读之后，我们发现，这些描写并不是闲笔，是作者“处心积虑”的前期铺垫，它们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且隐喻了造成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深刻原因。 “鸽子从来不在弄堂底流连，它们从不会停在阳台、窗畔和天井，去谄媚地接近人类。它们总是凌空而起，将这城市的屋顶踩在脚下。它们扑啦啦地飞过天空，带着不屑的神情。它们是多么傲慢，可也不是不近人情，否则它们怎么会再是路远迢迢，也是泣血而归。”王安忆花了不少笔墨写鸽子，绝对不是什么闲笔。王琦瑶的性格跟这弄堂里的鸽子有几分相像，王琦瑶出生于上海弄堂，可她并不甘心在弄堂这种平民区呆一辈子，她自恃有几分姿色，性格孤傲，妄图冲破命运的牢笼，步入上海的上流社会。纵使这条冲破命运牢笼的道路崎岖不平、布满荆棘，也要奋勇向前。就如同弄堂里的鸽子，从来不在弄堂底流连，就算路远迢迢，也是泣血而归。 在闺阁这一节中，王安忆是这样描绘上海的闺阁女子：“她们是大家子、小家子分不大清，正经不正经也分不清，弄底黑漆大门里的小姐同隔壁亭子里的舞女都是她们的榜样，端庄和风情随便挑的。……她们甚至还更勇敢，更坚韧，不怕失败和打击。”王琦瑶就是这样一个上海弄堂的闺阁女子，在1946年的上海小姐选美中，她一身出色的婚纱服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成功当选为上海三小姐。王琦瑶的人生因此而走上顶峰，她在迈人上海上流社会的过程中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不过，她在竞选过程中，穿着婚纱走上选台的那一刻，其实也是为自己穿上了丧服。上海三小姐的光环让王琦瑶飘飘欲坠，此时她是“有着枝蔓丛生的女儿心，有些野性，见风就长，任性任情”。所以当她遇到有钱有权的国民党高官李主任时，她昏昏然投入了他的怀抱，住进李主任为她设计的金丝笼，或者说是她自己为自己设计的金丝笼——“爱丽丝”公寓，这是对上流社会奢侈生活破釜沉舟的选择。1948年，李主任在战乱中死于飞机失事，王琦瑶的上流社会梦毁于一旦，她在无奈中选择了“逃离”，来到外婆的娘家邬桥一一个远离浮躁繁华上海的淳朴、静谧之地。但对于王琦瑶来说，她要“逃离”的是令她百般厌恶的上海弄堂生活，而不是繁华的上海本身。“上海真是叫人相思，怎么样的折腾和打击都灭不了，稍一和缓便又抬头。它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的。”因此邬桥只不过是她的暂时疗伤休憩之地，伤愈之后，王琦瑶这样一个有着狂热名利心，渴望出人头地的上海女子，必然会义无返顾地“回归”，重返上海这十里洋场。只可惜造化弄人，她最终只是“回归”了上海的弄堂平安里，尽管如此，她依然在弄堂中维持着带有贵族气息的高傲生活，在动乱世界的缝隙里处变不惊，偷得片刻的欢愉和安稳，在改革开放后冷眼旁观周遭世界的再度繁华。 “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这些流言有一种蔓延的作用，它们会把一些正传也变成流言一般暖昧的东西，于是什么是正传，什么是流言，便有些分不清。”流言对王琦瑶的悲剧命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张永红的男朋友长脚在凌晨两三点悄无声息地潜入王琦瑶的房间，准备偷金条时，被尚未入睡的王琦瑶发现了，王琦瑶向长脚表示她没有黄金，长脚不相信地笑了笑说：“人家说你是当年的上海小姐，上海滩上顶出风头的，后来和一个有钱人好，他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你，自己去了台湾，直到现在，他还每年给你寄美金。你有一箱子的黄货（黄金），几十年来用下来都只用了一角，你定期就要去中国银行兑钞票。”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怎么可能知道王琦瑶的过往，无非是听了弄堂里的“流言”。这流言有真有假，王琦瑶是以前的上海小姐，后来和一个有钱人好上了，这一点是无误的，但是那个有钱人（李主任）只是在临走之前留给她几根金条，并不是流言所说的把所有财产都给了她，而且李主任早在1948年死于空难，所以流言中所说的那个有钱人每年都给王琦瑶寄美金更是无稽之谈。长脚听信了这些流言，认定王琦瑶在家里藏了一箱子金条，他为了抢夺那个被王琦瑶珍爱如命的雕花木盒，用他的两只大手掐住了她的颈脖。王琦瑶死于上海的20世纪80年代，她的死是非自然、非正常的死亡，贪婪、淫乱和暴力是导致她被杀致死的直接原因。王琦瑶的死，其实也就意味着“一个特定时期上海历史的终结，一种特定的上海生活、上海风情以至于上海市民精神及其生存方式的消失。” 二、无所逃遁的宿命 史铁生在《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中认为：“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之路。”回看王琦瑶的出场和离场，我们就会发现她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一条命定之路。王琦瑶刚出场时，她的命运其实早已被框定，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若隐若现地有所提点。“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场这一天开始的。”王琦瑶和她的好友吴佩珍走进片场，“王琦瑶注意到那盏布景里的电灯，发出着真实的光芒，莲花状的灯罩，在三面墙上投下波纹的阴影。这就像是旧景重现，却想不起是何时何地的旧景。王琦瑶再把目光移到灯下的女人，她陡地明白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阴惨可怖，反而是起腻的熟。”其实，万事有因必有果，因果循环，到最后都无法分清孰因孰果。片场里明星的光环、拍电影的各种窍门吸引了涉世不深的王琦瑶，由于经常和吴佩珍去片场，王琦瑶也获得了试镜演出的机会，通过导演的介绍，她认识了拍照片的程先生，程先生为她拍的一组照片登上了《上海生活》，王琦瑶因此而成为上海女校的名人，得以参加各种名目的晚会，最后她在蒋丽莉的怂恿下参加了上海小姐的选美，王琦瑶在选美中以“家常美”脱颖而出。此时的王琦瑶已经一步接一步走向人生的顶峰，上海三小姐的光环必然为她走入上海上流社会增加无数筹码，她的母亲、蒋丽莉、蒋丽莉的母亲包括王琦瑶本人都会设想，前面有无数条光明大道等着她，从此她将远离低俗的弄堂，在上海上流社会顺风顺水。 上海三小姐的名号让王琦瑶获得李主任的垂青，当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时，无数读者感叹王琦瑶棋错一着，满盘皆输。后来，李主任死于飞机失事，王琦瑶离开爱丽丝公寓到邬桥暂住，“外婆看着眼前的王琦瑶，好像能看到四十年以后。她想这孩子的头没开好，开头错了，再坳过来，就难了。”又让我们不得不感叹，王琦瑶的这一生很难有好的结局，或许这就是宿命，一个上海弄堂女儿的宿命。 或许王安忆要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王琦瑶的一生早已被宿命所框定。个人命运通常受到客观力量的种种框定，个人意志无法与之对抗或加以根本改变。从根本上说，它来自听凭命运与超越命运这两者的心理合力：个人命运无法更改，但个人对命运的主观态度却可以随时改变，王琦瑶在抗争失败后，对命运采取顺应的态度。《长恨歌》的最后一段更是回应了这一宿命意识：“王琦瑶眼睑里最后的景象，是那盏摇曳不止的电灯，长脚的长胳膊挥动了它，它就摇曳起来。这情景好象很熟悉，她极力想着。在那最后的一秒钟里，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四十年前的片场。对了，就是片厂，一间三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陈床上，头顶上也是一盏电灯，摇曳不停，在三面墙壁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她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然后灭了，堕入黑暗。”死亡结局在四十年前已有所昭示。王琦瑶在最后时刻终于领悟到：无论你怎样争取与挣扎，结局都是一样的，那一个死于他杀的结果早在四十年前已经安排好了。王琦瑶最后的死是对上海十里洋场彻底的决裂与分离。毕竟，上海的繁华不折不扣是个势利场，这不同于第一次“逃离”到邬桥，只是暂时的休息与疗伤。这是王琦瑶对自己宿命的顺应，同时也可以说是最后的绝望而被动的抗争，这种抗争刚好又将自己反拉人命运的圈套。 洪艳，海南师范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6ce0670a2116c175f0e7cd184254b35effd1a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