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亲子代际经济支持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普遍，并且引起了来自社会学、人口学以及经济学等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在众多文献中，经济学家们特别关注代际支持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动机是什么，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代际支持动机的研究有助于科学理解亲子代际关系的行为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代际支持动机对于全面评价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实际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义 (Cox et al.，1998)。 利他主义和交换动机是代际经济支持最主要的两种动机(Arrondel and Masson，2005)。利他模型认为，家庭内的成员均具有利他的天性，家中成员不仅关心自己也关心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表示家庭成员彼此间有着自动实现的保险契约，一旦发生不利的损失都能从其它成员身上得到帮助。因此，当父母年龄越大、经济需要帮助时，成年子女会出于利他心给予适当的协助（Becker，1974）。 交换动机模型认为，家庭扮演着不完全年金市场角色，家庭内代际支持行为不一定基于利他情感，可能只是家庭内成员彼此分担风险的表现（Kotlikoff and Spivak，1981），世代关系因此有着交换的功能。就短期而言，成年子女可能选择与父母同住，不仅能照顾年老父母也是为了能够交换年老父母整理家务、照顾儿孙的劳务；就长期而言，父母可能藉由帮助年轻子女发展事业或投资于人力资本，交换子女未来负担奉养年老父母的责任（Cox,1987; Lee et al.，1994）。 以上理论研究还推论，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会对基于纯粹利他动机的家庭代际支持产生完全的挤出效应，从而完全抵消公共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果（Becker,1974;Barro,1974；Cox,1987；Cox and Jimenez, 1990）。同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实施还存在巨大的行政运行成本，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和公共政策执行效果的层面来讲，反而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损失。相反，对以交换动机为主的家庭代际支持将产生“挤入效应”，加强了公共收入再分配效果（Cox and Rank,1992），即在不降低家庭养老支持的同时，公共养老金的开展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降低了贫困发生率，从社会福利角度而言是有效率的（Secondi,1997）。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的各种劳务、帮助是为了交换子女更多的补偿性支持（Cox,1987；Cox and Jimenez,1990；Morduch,1999；Cox and Fafchamps,2007）。 利他与交换动机假说的差异引发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主要分成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代际经济支持符合利他主义动机假说(Becker, 1974；Ioannides and Kan, 2000；McGarry and Schoeni, 1995；Raut and Tran, 2005；Ravallion and Deardon, 1988；Tomes, 1981；McGarry and Schoeni，1995a, 1995b；Altonji，Hayashi and Kotlikoff，1995，1996)。 另一种观点支持交换动机假说(Cox, 1987；Cox and Rank, 1992；Cox, Eser, and Jimenez,1998)。 必须注意的是，有些经验研究既不支持纯粹的利他动机假说也不支持完全的交换动机假说，而是从风险分担和保险理论(Kotlikoff and Spivak, 1981）、示范效应理论（Cox and Stark, 1994）、父母回报理论（Lee et al., 1994）的角度对亲子代际支持行为动机的解释提供了实证证据。并且，现有文献发现利他动机与交换同时存在(Caputo, 2002；Cigno et al., 1998；Lillard and Willis, 1997, 2002；Lucas and Stark, 1985；McGarry and Schoeni, 1995；Secondi, 1997；Lee et al.,1994)。对此，有学者指出，关于亲子代际支持动机的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每一个个体具有完备定义的唯一动机假设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同一行为主体可能会同时存在几种相互竞争与迭代的动机（Finch and Mason，1993；Künemund and Motel，2000）。因此，要从实证上判断不同动机对其转移行为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同一主体同时存在几种动机的倾向，并深入探究每种动机存在的空间范围与环境条件。 现有国外文献表明，关于亲子代际支持动机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完全利他到完全交换动机甚至议价的演变过程。显然，Becker的利他动机模型是在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分析，所得结论也必须臵于这种限制条件下才能成立。不同理论模型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亲子主体不同形式的偏好假定，每种理论模型都有各自适应的前提假设，这也导致在不同理论模型下分析亲子代际支持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表达方式有很大的差异。 鉴于代际支持动机对公共转移制度收入再分配效应的重要意义，大量学者对公共转移制度的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有研究认为，公共转移项目的开展将增加私人部门家庭资源转移（Cox,1987；Cox,1990;Cox and Rank,1992)；也有研究显示，公共养老金的实施将对家庭代际支持产生阻碍性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比较微小（Altonji et al., 1997；Cox and Jappelli, 1990；Hochguertel and Ohlsson, 2009；Kazianga, 2006；McGarry and Schoeni, 1995，1997；McGarry, 2000）。与发达国家相比，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资料推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将对家庭部门的经济支持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Cox et al.,1998；Cox et al.,2004）。由于受数据的限制，上述文献并没有直接测度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对家庭供养行为的挤出效应，只能通过探讨子女的经济支持与父母收入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强弱来进行间接地推断，研究结论缺乏可靠系统的依据。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a312cf0770bf78a65295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