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唐朝三省制下中书省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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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唐朝中书省的职责 ——兼与许强陆老师商榷 陈永红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644000） 《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4、5合期上，江苏沭阳高中的许强陆老师《这里不该用“决策”》一文，认为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关于唐朝中书省“负责决策”的表述用词不当。许老师认为，在唐代“掌握最高决策权的只能是皇帝而不是其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在我认为，人教版教材所用“决策”一词并无错误，这在学术界也为很多学者所公认。许老师在对唐代三省职责的认识上值得商榷。 一． 中书省的由来及其职责演变 三省制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古代中央官制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包括中书省在内的三省是从秦汉时期的内廷官发展、历经魏晋南北朝官制的演变而来的。 秦朝在少府设四名尚书主管文书，替皇帝阅览臣子的奏本副本，择其重要的奏章为皇帝宣读。西汉武帝时期，用宦官主管文书，改称中书谒者令；昭帝、宣帝、元帝时继续设中书令、中书僕射（也称中尚书）。汉成帝不再用宦官而改用士人，称尚书。《后汉书百官志》载：汉武帝时“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所以这一时期尚书、中书都只是主管文书的内廷官，虽然在皇帝身边，掌管机密，但其地位并不高，只不过是皇帝的侍从而已。即便到了东汉时尚书权力显著增大，《通典》中说“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但仍属少府，职位仍然不高。 东汉末年，曹操设秘书令丞，典尚书奏事。文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为分割中书令的权利，另设置中书监。《三国•蒋济传》载：“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权势愈重。”尚书主管国家军事行政事务，而中书监、令与侍中则因为常在皇帝左右，为皇帝出纳王言、起草诏令，开始参与机要决策。至此，中书、尚书、侍中均脱离少府，不再是内廷官，而自成独立的朝廷机构了。 《通典》载：南朝时期，“至梁陈，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受事而已。”《唐六典》也载，南朝时，“中书分为二十一局，各掌上书诸曹，总国机要。而上书唯听受而已。”《宋书傅亮传》有云，傅亮任中书令时，“入值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北魏高允任中书令时，高宗“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高宗驾崩后，显祖即位，文明太后“引允禁中，参决大政。”从上述可知，隋唐时期的三省分权制度基本运行模式业已形成，中书已经执掌机要，参与决策。隋朝曾将中书省改称内史省，但职责没有变动；唐代又把名称改了回来。 二． 唐代中书省职责的演变 《文献通考》载，宋元时期的史家将唐代三省职能归纳为“中书出令，门下审驳，„„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三省分割相权，组织严密，职责严明，相互制衡纠错，共同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要。其中，中书令之职, 掌军国之政令, 佐天子而执大政。皇帝制诰有七，即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碟, 皆宣署中覆而施行之。中书侍郎二人, „„为中书令之副。中书舍人六人, 正五品。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 皆依典故起草, 进画既下, 则署而行之。 唐太宗鉴于隋文帝事事亲决，“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提出“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即建立政事堂由三省宰相共商国事。因太宗即位前曾任过尚书令，太宗即位后，尚书令一职便长期空缺，由尚书令的副职仆射“总判省事”。尚书省仆射只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者，方可参与政事堂会议；其他外司四品以下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能参加政事堂议政，但位低权轻，所以，政事堂中自然便以中书省、门下省长官为主导。在唐朝的政治事务中，中书令的地位也是其他官员无法取代的。如高宗幸东都时，两名中书令中，薛元超留守长安辅佐太子监国，崔知温作为唯一赴洛阳的宰相协助高宗。中书令已俨然如首辅。高宗驾崩时，令侍中裴炎为顾命大臣。而中宗即位后，“弘道初, 裴炎自侍中转中书令, 执朝政”。转中书令后便“执朝政”，可见中书令的重要性。裴炎转中书令后, “ 以中书执政事笔, 其政事堂合在中书, 遂移在中书省”，显然，中书令已经事实上凌驾于门下、尚书省之上，成为政事堂的“领导”。 到开元初，决策部门政事堂开始插手行政。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主行政事务，之后政事堂兼管行政事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所载: “ 张说奏改政事堂日中书门下, 列五房于其后, 分掌庶政。《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载: “ 尚书令„„自是阙不复置, 其国政枢密, 皆委中书，八座之官，但受其成事而已。”八座是指尚书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六典》明确指出主行政事务的尚书省长官, 需听命于掌国政枢密的中书, 如此则决策与行政事实上合二为一, 决策部门政事堂具有了兼管行政事务的权力。 从“ 安史之乱” 以后, 三省制日渐废弛, 直至形同虚设。由中唐以后, 唐朝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朝中衮衮诸公的职责也悄然消长改变。门下省官员虽然也名义上负责封驳诏敕, 但因各方面的掣肘牵绊, 已事实上起不到封驳作用。与此同时中书省制订政策、起草诏敕的职能也遭致很大削弱。肃宗以后, 因“ 军国务殷” , 翰林学士开始同中书舍人参与决策，“共掌诏敕”；德宗时，中书令病阙，不再补缺，翰林学士代行奉旨制诰之职, 制订政策, “ 深谋密诏, 皆从中出”。从而, 中书省制订政策职能随着中书舍人失去草诏之职而无形中被取消了，因而开启了唐代决策权的重大转移。此后中书令名义上还能“掌军国之政令”，具有“征伐兵马”之大权，还可参与“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的决策，但是，一则宦官擅权乱政、以“内廷宰相”决策朝政，二则节度使拥兵自重、“以军功入相”干预朝政，中书令已不可能继续拥有决策权。加之尚书省、门下省大权旁落，三省制度名存而实亡了。 三.如何看待唐朝皇帝的“最高决策权” 我们一谈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往往只看到其专权，夸大其为所欲为， 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在明清以前，皇权在政务决策上受相权的牵制羁绊。唐代三省六部制下宰相的确拥有决策权和行政权，其中中书省确实有权决策。作为唐代最高政策命令的“敕”，名义上是皇帝的旨意，但并不是由皇帝亲自拟撰，而是由若干名中书舍人各自拟稿（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择其一稿补充修改成为正式诏书，皇帝只是朱笔画敕，便送交门下省，复核审查通过后，门下省副署，交尚书省执行。在中书门下决策上产生异议无法决断时由皇帝进行终裁。有些时候中书门下达成一致后通过的决议与皇帝的意愿有出入，皇帝也无可奈何。比如，按唐制，中男(男丁l6岁以上至21岁为中男)不服兵役，成男(男丁22岁以上为成男)才服兵役。封德彝提出中男服役的建议，得到太宗许可。但是，魏征不肯签署文件，并指出这是竭泽而渔的做法。最终此提议没有通过。所以人教版教材上“唐朝中央的三省中书、门下和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云云，并没有错。设政事堂后，国家政令必须在政事堂会议上得到通过，并且在皇帝的“敕”字下必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交送尚书省执行。否则，若未经政事堂议决，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者，在当时被视为违法乱政，会招致言官批评。所以，皇帝领导下的这个机构确实曾经长期实施过对政要的决策。 费正清曾把三省六部制看成是隋唐时期在制度上的突破性进展。作为古代重要政治制度，我们在向学生介绍三省六部制时，不能仅仅立足于揭示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在唐代如何得以强化，而要尽可能引导学生关注三省六部制运作机制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其嬗变轨迹带给我们的反思。同样的，如果我们把必修一这本政治文明史简化为中国自古就专制、西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75395ba8bd63186bdebbc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