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中日“棒球外交”中的传播学 作者：赵新利 来源：《对外大传播》2008年第02期 棒球之于日本，正如乒乓之于中国。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时曾与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引起广泛关注；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于2007年末访问中国时，两国政府首脑又在北京饶有兴致地打起了棒球。 俳句之于日本，犹如唐诗之于中国。温家宝总理4月访日和前不久接待福田访华时均吟诵自己创作的俳句，表达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期待。温总理的“俳句外交”和“棒球外交”印征了传播学中的“共同经验范围”理论。 一、传播学的共同经验范围理论 共同经验范围是传播学里一个重要概念，指传受双方必须拥有共同或相似的语言、知识、生活经历、经验和认识过程等，传播才能顺利进行。共同经验范围概念提出者、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认为，“参加传递关系的人，都带着一个装满一生经验的头脑来，用以解释收到的信息，决定怎样反应。两个人若要有效地互通，必须双方储存的经验有若干共同的地方。”图1形象地通过线性传播模式表示了共同经验范围的含义。途中椭圆A代表传者的经验范围，椭圆B代表受众的经验范围，而A、B两椭圆重叠的部分“AB”，就是传者和受众的“共同经验范围”。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范围越广，信道就越宽敞，传播的进行就越容易。也就是说，寻找共同经验范围并在共同经验范围内开展传播活动，是建立有效传播关系的前提。人们只能在自己的经验背景上编码译码，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编码与译码都会出现困难。 A：传者经验范围；B：受众经验范围；AB：传者、受众共同经验范围 外交活动通常是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在外交活动中，每一个外交主体都同时承担信源与信宿的角色。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以及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使双方的共同经验范围十分有限，造成外交活动这种特殊的传播活动往往不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那样自如和顺畅，效果通常有限。所以，在外交活动中，发掘和扩大双方的共同经验范围，提高外交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二、“棒球外交”印证“共同经验范围”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2007岁末，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温家宝打起了棒球，成为两国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 其实，在去年访日期间，温家宝总理便身着象征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35号球衣，在京都与日本大学生一起练习棒球，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甚至日本的出版社出版《35号投手温家宝》专门介绍细节，赢得了日本民众很好的评价。棒球在日本是一项十分普及的运动，棒球之与日本，犹如乒乓之与中国。通过与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温总理的访日活动有效地拉近了中国政府与日本民间的距离。通过“棒球”这个共同经验范围，使日本民众记住了中国总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民众对中国一贯的偏见和误解。 在福田的“迎春之旅”中，65岁的中国温总理和71岁的福田首相，两位自幼喜欢棒球的总理站在了同一个棒球场上。在日出版的《35号投手温家宝》透露，温家宝总理从南开中学时代就结缘棒球；而福田在中学时代曾为棒球队的队员。“棒球”给两位总理另一种交流的语言和方式，这便是外交活动中的“共同经验范围”。 福田不远千里前往山东参观孔庙，深意在于强调中日两国的文化认同感。由于复杂的原因，中日两国民众普遍对对方国家有较明显的误解和偏见。广泛、彻底的民间交流是消除误解和偏见的最好方式。文化可以看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经验范围”。日本在历史上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刻，通过首相参观孔庙，突出中日两国相互的文化认同和儒家文化这个共同经验范围，无疑有利于促进民间交流，推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 中日两国外交活动中“共同经验范围”的发掘和扩大，对促进两国相互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福田访华期间的中日民间团体早餐会上，温家宝总理作俳句吟诗送别福田：“常忆融冰旅，梅花瑞雪兆新岁，明年春更好。”俳句是日本民众耳熟能详的文学样式，严格遵守“5-7-5”的格式，俳句在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犹如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早在去年4月访日期间，温总理亦吟涛作赋，拉近了与日本民众之间的距离：“和风化细雨，樱花吐艳迎朋友，冬去春来早。”表达了温总理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期待。 周恩来总理是国际公认的外交家，具有高超的外交艺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回忆说，他在1960年首次访华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用法语与大江进行交谈。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周总理用法语与其交谈，便巧妙地运用了“共同经验范围”理论，体现了高超的外交艺术，迅速拉近了双方距离。此事激励大江毕生为中日友好努力。 三、不断范化的传播学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如上所述，传播学与外交学密不可分。许多外交活动均同时为传播活动，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可运用到外交研究中。我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于2008年1月1日在《求是》发表文章指出，2007年，“世界各主要力量更加重视‘软实力’的培育和运用，通过加强对外传播和人文交流，树立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我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我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理念和实践，”“积极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 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不仅与外交学，它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大传播”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广义的传播学的研究，也就是“大传播”的研究，几乎涉及所有信息传播活动。从新闻学、教育学、政治宣传学、谍报学、国际关系学，到日常的广告、网络、手机、电视、电影，甚至人们的闲聊、吵架，天气变化、历史传承等方面，我们触手所及、触目所及的领域，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只要关系到信息的流动和变化，均可成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如早稻田大学传播学教授山本武利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战争宣传和谍报研究，成为早稻田大学传播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温家宝总理的“棒球外交”和“俳句外交”体现了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将成为中日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其与传播学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则提示传播学研究者，不断拓展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可以说，只要涉及信息流动和变化的所有事物，均为传播。随着对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传播学与教育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将引人瞩目。 (本文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传播学研究生) (信息反馈请发至dachuanbo@vahoo.com.cn)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7db5140021ca300a6c30c22590102020640f2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