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依据 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历代统治者奉行不替的传统政策，是封建王朝一直奉行的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及其反映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每一个时代都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基础，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防止商人的商业活动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动荡，历朝统治者皆以重农为国策，辅以抑商政策。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中, 重农抑商思想伴随其始终。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推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为维护王朝财政利益和王朝政治统治服务。 这一政策包括重农政策和抑商政策,并将两者对立起来,主张要实现重农就必须抑商,或者说必须实施抑商才能实现重农,抑商服务于重农。 重农是指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业为社会经济的“根本”,视农业为“本业”,又称为“重本”;抑商是指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与壮大,以民间私营工商业为社会经济的“支末”,视其为“末业”,又称为“抑末”。 所以,重农抑商又称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又称为重本抑末政策。 农为“本”,工商为“末”,这种国民经济结构的划分,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的状况,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和工商业的不同价值观。 即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兴亡所系,是治国之根本大业。 而工商业不但是微不足道的卑贱之业,而且还被视为祸国殃民之源。 于是“重农抑商”思想便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重农抑商是从战国开始，在秦汉时期形成强势局面的。从农商并重到重农抑商，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具体原因有：首先，这是社会状况所致。战国时期七国争霸战乱不断。其次，与商人的不良品行有关。再次，义利观的嬗变也是一大原因。“众所周知，一种社会观念的产生与演变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其内涵往往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战国秦汉时期，义利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秦汉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发展经济、使百姓休养生息，巩固中央集权制及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当今社会研究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国家制定正确的农业政策和相关法律，促进经济的发展对当今我国的“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现状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对秦汉时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专著方面：张弘的《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主要论述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商业资本自身的一些情况。首先，概述了战国以前商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依据商人经营商品的性质和经营业务的类别等，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进行了大致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不同门类商人的特点；从商业经营的微观角度，阐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在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之道。力图从宏观与微观上，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其次，对商业资本的产生、发展，商业资本的积聚方式、积聚数额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和说明；并着重论述了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各种流向，诸如经营商业、经营土地与高利贷、窖藏与浪费、流入国库与中饱私囊等。以期对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线索和大概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说到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名，最重要的政策。在奴隶时代。官府对外来商人鼓励多于管制，春秋初大国争霸。通商惠公的口号被提出。以争取商人的支持。这时尚未产生抑商的概念。从自由商人的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化为良商和奸商，一部分人向反面转化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约在战国时期，一些商人趁官府横征暴敛和自然灾害时大发不义之财，人民日益贫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统治者与商人的矛盾开始越来越深了。秦汉时期的李傀采取了针对商人投机的政策，秦汉时期商鞅在为秦汉变法时也延续了这个政策，并最终成为了历代历史上的一种基本国策。潘国基的《秦汉史话》上册中作者认为西汉初期，经过秦的残暴统治和长期的战乱，到处一派残破的景象。为此，刘邦即位不久，立即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汉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其中一项就是重农抑商的政策，汉初继承了秦的“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对工商业采取了抑制的办法，以保证小农为主的经济的发展，对商人的日常生活有严格的规定，并且实行重税政策。这就解决了国家财政的问题，发展了农业生产，社会治安还有了保障。 期刊论文方面：谢瑞东的《秦汉“重农抑商”的历史原因及其影响》一文认为国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统治者开始实施 “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也是在矛盾统一之中发展形成的。这一小农经济政策，对中国后世的国民意识、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作者认为从“农商并进”转向“重农抑商”的必然性，其次重农与抑商是理论冲突中的对立统一。陈晓芳，商彤的《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政策—“重农抑商”》 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历代统治者奉行不替的传统政策，是封建王朝一直奉行的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及其反映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每一个时代都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基础，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防止商人的商业活动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动荡，历朝统治者皆以重农为国策，辅以抑商政策。苏玲的《历朝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艰难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政策是各封建王朝在经济上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下，商业作为“末业”，长期受到鄙视和压抑。尽管商人受到贬抑，他们仍然能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成功致富，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物资交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尤其详细概括了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秦始皇时代，“贾人”是首先被政府征发“遣戍”的对象（）。只要一入市籍，三代都丧失人身自由，对外用兵时，首先被作为“请戍”。汉初又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不许持有武器，不许乘车骑马，不许仕宦为吏，不许购买土地，违反者以法律处置。汉王朝从传统儒学思想“重农抑商”的原则出发，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曾经推行过十分有效的政策。盐铁官营，就是汉武帝为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做的重大决策，也是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的经济政策之一。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 110 年（元封元年），汉武帝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法，就是政府向若干郡国派遣均输官，进行官营运输业的经营，扭转了以往重复运输、过远运输等不合理运输所导致的输运费甚至超过货物所值的现象。 三、研究方向 在秦始皇时代，“贾人”是首先被政府征发“遣戍”的对象（《史记·秦始皇本纪》）。只要一入市籍，三代都丧失人身自由，对外用兵时，首先被作为“请戍”（《汉书·晁错传》）。汉初又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不许持有武器，不许乘车骑马，不许仕宦为吏，不许购买土地，违反者以法律处置。秦汉时期商业活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突出体现为商运的空前活跃促进了物资的交流，“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盐铁论·通有》），因而使得经济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后汉书·仲长统传》），“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汉书·贡禹传》）。以繁忙的出行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自由贸易，冲决政府抑商政策的重重阻遏，对于秦汉经济的繁荣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作用。许多学者都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或出专著，或撰论文，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他们大都侧重从文化根源来分析秦汉时期重农抑商的原因。无论是考证其根源，还是论述其重大影响，都颇有见地。 四、存在问题 研究本课题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手资料的缺乏。尽管本课题亦属历史不太久远，所需史料也都大量存在的课题范围内。并且也有很多的学者据史料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在石河子大学图书馆能找到的只有很少的相关资料。最为需要的一手资料很难查询到。因为它是研究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而我们可以在图书馆查询到的《货殖列传》、《吕氏春秋》、及各种官修方略、地方志等，虽然根据档案编纂，所记载的史料也很丰富，但毕竟属第二手材料。这些书籍由于受作者立场观点和篇幅所限，有不少史料简略或删除，用来总没有档案类的史料具有说服力。但因为存有这些资料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关，因为时间、空间等因素，这些不是我们本科学生所能接触到的史料。所以能利用的一手资料只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内工作人员经过辛勤苦劳整理出来并公布或出版出来的相关史料。 五、参考文献 [1]张弘《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M].齐鲁书社，2003，8-14。 [2]⑩商鞅《商君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韩非《韩非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明史》卷77《食货志》. 中华书局, 1974。 [5]李贽:《藏书》卷五十,《富国名臣总论》. [6]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7]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8]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9]赵宇,赵旭.《浅谈重农抑商政策对三农的影响》[J].经贸教学,2012(1). [10]吴礼洲.《浅析重农抑商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缓冲作用》[J]. 中国商界,2010 (5) ,198. [11] 陈硕,张南. 《浅谈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J].中国商界，2010,7. [12]李健,曲长海. 《论秦汉重农抑商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J],历史研究. [13]赵倩. 《浅谈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利弊》[J].经济师,2008，10. [14]陈晓芳,商彤.《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政策—“重农抑商”》[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8(5). [15]范卫平. 《我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 的文化成因》[J]. 湖南商学院学报,2009，16(4). [16]刘玉峰.《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评议》[J].江汉论坛 ,2008,9. [17]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8]赵德馨·中国经济通史.第二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12 [19]赵德馨·中国经济通史.第八卷(上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d9f50feae51f01dc281e53a580216fc710a53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