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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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 董竹君，曾用名董篁，江苏省海门市人，出生在上海，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1997年12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董竹君，是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1900年生于上海的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因思想政见分歧，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与时任四川省副都督的丈夫离婚，被当时进步人士誉为中国的“娜拉”。从四川返沪，尽管拖着四个孩子还要供养双亲，生活困顿，时常窘迫，却从不肯向困难低头，历尽艰难，后来接受一位友人资助的两千元，开办了锦江川菜馆。第二年增设“锦江茶室”。董一直积极接受进步思想，曾从经济上和其它有利条件方面支援共产党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资助进步刊物《妇女知识》、《救亡日报》等，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出资筹办印刷厂和进出口公司，协助兴办文化公司等。1951年她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两块招牌及全部资产（当时约值15万美元，3000两黄金）献给国家。 很多人看到的是她头上耀眼的光环，但最感动于她对待艰难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坚忍不屈的精神。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女性的自强，自立和自主，在强烈的自我意识支配下，使她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每个时期的生活状态，从而清醒而果断地做出选择。 她一生三个时期，三个重要抉择，成就三个不同生活场面，正是它们，使她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 童年生活：穷困窘迫，沦落为卖唱女，依然不放弃追求新生活 董竹君诞生在上海洋泾滨的一个贫民窟里，她的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是个洗衣妇，家里一贫如洗。在她的印象里，每天能吃饱便已是幸事，很多时候，食不裹腹，经常还要靠典当维持一天的伙食。尽管这样艰苦，母亲依然借了钱送她去学堂念书，而她的聪颖好学，调皮可爱，深得私塾老先生喜欢。 在她12岁那年，为了给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父亲治病，被迫沦为卖唱女。因为长得清秀漂亮，加上嗓音又好，董竹君很快便成为所在堂子的红人，这也使她不曾受过什么罪。当时有不少革命党人，躲避在上海，借助堂子秘密聚会商议二次革命讨袁事宜。这也使得董竹君认识了一些革命党人，也被灌输了不少进步思想，使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这样的环境里，董竹君结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在夏向她表明心意后，她也以心相许。就在夏被迫逃亡日本的当夜，董竹君也机敏的逃出了虎口，与正被通缉的夏之时结婚，并随他一起来到日本。在日本，董竹君如饥似渴的学习文化知识。 婚姻生活：封建礼教与夫权统治，让她压抑不堪 原以为与夏的患难之交会换来甜蜜相知的一段婚姻，在渡过了最初的爱情蜜月后，也许是婚前的不甚了解，夏的一些言行渐渐让董感觉不悦。夏一直以恩人的姿态自居，且限制她与外界，尤其是男性的一切接触机会。即便婚前答应的让董继续接受教育的承诺，也改为以聘请家教的方式进行；即便夏从日本回国参加再次革命，也要派自己的弟弟前往董的身边，名义上是照顾，实则监督。 念及夏确实对自己的人生起了关键性的帮助，董一直以容忍的态度不去计较。这样的生活一直从日本持续到她回国进入夏的封建大家庭。然而，四川夏氏封建大家庭里的封闭与落后，使刚刚开始新生活、年轻的董竹君倍感窒息。凭着自己的宽容和大度，以及对生活积极 健康的向往，她在那个原本准备置她于不耻的旧式家庭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尽管是督军夫人，她每天都必须亲自打理很多家务，还要维持一些应酬，还要监督孩子们的生活教育，对夏的苛刻的起居要求一丝不苟，所有的一切，都让董每天都疲惫不堪。然而这都不算什么，最让她痛心的，是与夏之间越来越深的思想隔阂，对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夏对她的猜疑、责难――夏因为仕途上的失意已彻底消沉，终日沉湎于鸦片与麻将之中，而早在日本一起生活时，夏之时的思想脱变与专横跋扈就已使得个性倔强的董竹君越来越无法忍受。 在外人看似锦衣玉食的生活背后，是董对婚姻生活极度的失望和痛心。眼看着自己与几个心爱的孩子都将要在这个死墓中陪葬，经过无数次苦口婆心的劝说无效之后，29岁的董竹君毅然与丈夫离婚，放弃了华贵、富裕、悠闲的生活，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四川。然而生活，并不曾因此而轻松，尽管心情是舒畅了，靠典当而维持的艰难生活（供养双亲以及四个孩子），以及夏通过朋友对她进行的陷害，都让她轻松不起来。 风雨中创业：摒弃荣华，甘自奋斗 也许所有人都想不通，放着荣华宝贵不要，却甘愿回到从前的贫穷中，连带着双亲不能安享晚年，幼儿不能享受优越的成长环境。只有认知董竹君真正生活面貌的人明白，这条路，以她的傲骨和意气，是迟早要走的。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完了，她也不会去求任何一个熟人。一是怕夏在背后耻笑她的不自量力，二是自尊。尽管夏答应的抚养费一分都没有兑现，董始终没有低下高傲的头颅去问他要，在她看来，没有他，她也一样能把孩子们拉扯大，再苦再难，也不能停了孩子们的教育。 在这样的困境中，她创办了上海纱厂，但很快因为战争原因，陷于窘境。加上她救助地下党的原因，入狱，避难，一系列遭遇和打击，使她的生活一窘再窘，回复到童年时的境遇。好在有懂事的大女依靠钢琴家教贴补家用，但日子依然难以维续。 其实只要她开口，任何一个熟人朋友都会帮助她，因为以她的人品与过去待人接物的印象，使得无论夏如何污蔑如何陷害，不但没人会与夏一般见识，相反都很同情地站到她一边，但她却从没有向别人说起过自己的艰苦，相反还尽可能地去帮助周边的人，这让她在人生的最低谷中，又遇见了新的契机－－有人愿意借助她一份启动资金。这对董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借助这份资金，董竹君依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勇气，创立起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并一步步做大。 历经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闯过无数无法逾越的难关，她一方面周旋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杜月笙、黄金荣等等权贵们之间，同时又追随革命和进步，秘密帮助、掩护共产党人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后来迫于战火逃往菲律宾，亦是困顿之极。从菲回国之后，整顿锦江，增资设厂，将企业做大做强，期间积极参加地下工作，救助了不少革命同志。到解放初期，又在人民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创立了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锦江饭店。解放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渡过五年牢狱生涯，七十岁生日，竟在狱中度过，不甚凄凉。 1997年，12月，她安然逝世。 董竹君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是本旧书，1997年出版的，厚重达45万字。前段生病休息，正好一页一页读完。她的文字不算优美，比不上杨绛，也比不上章诒和。然而这本书很值得花时间。董竹君与二十世纪同龄，13岁就卖身到青楼做小歌女，15岁就嫁作都督夫人，政权更迭、战争饥荒、牢狱之苦她都经历过了，她的心中有很多做人的道理，她处事用的都是智慧。《我的一个世纪》有些章节是董竹君早年写下的，那些章节显得很有生气，很有活力。后来一些显然是老年写下的章节则显得非常平静。哪怕是说到文革期间她坐了五年的牢，备受折磨的境况，她依然平静地道来。 全书印象较深的是关于筹建锦江川菜馆（锦江饭店前身）的描述。董竹君选了一个当时较为偏僻的地点，看中那里有可以停车的空地。碗碟、电灯、椅子、金鱼缸、通道的字画，各式的布置都是别出心裁、一丝不苟的，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地方的干净，注意培训员工，给他们良好的待遇。因此客似云来，更招来了上海滩一霸杜月笙。锦江川菜馆的扩建就靠杜月笙的关系和势力。杜月笙逃到香港后，杜有个朋友追求董竹君，董竹君没有正面拒绝他，只要求他离婚再说，结果对方以大家条件不合，没有再纠缠董竹君，实际上董竹君根本没打算跟这位先生在一起。董竹君说，做人做事要把握分寸，这样就会免去不少麻烦。 董竹君的成功之处，除了注重仪表外，还有善于学习。她把日本人生活习惯上的优点用于经营管理锦江饭店上；早年随夫到日本留学，她不仅学会了日语，还请家庭教师教授数学、语文，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希望到英美留学去。她逃离封建家庭后，独力养育的四个女儿都成了栋梁之材，既有八一电影厂的创办人，也有钢琴家，又有纽约图书馆的馆长。她教育孩子的方法，是让他们既注重包装（穿戴打扮），也注重内涵（读书上进）。 她曾出版了一本40多万字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面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教育儿女的经验。这位世纪老人原来是上海贫民区里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后来结识了革命党人，自己设法逃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随丈夫去了日本又回到四川。可她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带着四个女儿再次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留在四川的儿子后来也回到她身边)。历经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为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 当时四川是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地方。长女出麻疹时，她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40多日，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小屋内，但她带了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她从四川毅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女儿的教育。丈夫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她却认为必须让她们受高等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带着女儿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卖衣物度日时，决心仍不动摇。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股，办起了一家纱管厂。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三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但又怕孩子们们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紧紧抓住了放“风筝”的线。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她们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习性。追求真善美，是董竹君教育儿女的中心内容。 有一次，鲁迅先生在一所暑期学校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她就带了四个女几去听，明知她们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让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乖乖地听着。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她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有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但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时，她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 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邪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宜感情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切忌任性„„她在锦江饭店当女老板时，决不让孩子们随便走进店里；她自己要会见朋友，除非是进步人士，其他三教九流的人一概不让到家里来，只有在锦江会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孩子们沾染十里洋场的社会恶习。真可谓用心良苦。她的心血没白费，五个儿女个个成材，也个个敬重母亲。 董竹君一生历经晚清、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其中两次世界大战，百年人生，百年缩影，百年风光，百年传奇，难怪一代文豪郭沫若也多次欲为她代写回忆录，只因她以“无可称道”婉拒而未行。董竹君在外创业奔波一生，始终心系家乡海门。她将一大批东灶港的乡下人变成了上海人，培育了上海和平饭店经理东林发、国家级顶级厨师成文彬等人才。 [1] 天下商机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c876bad844769eae009edf3.html